嵌入、互动、辩思： 

　　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协同培育路径研究 

　　王依娜 

　 【摘 要】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地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培育其独立思维与社会责任感，不仅有助于青少年认知视野的拓展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青少年健康价值观的形成与未来成长路径的积极建构。本文基于政策文件与国际共识，从认知、实践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解析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核心构成，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逻辑对素养培育构成的深层挑战，并结合生活教育理论和人工智能的“社会文化中介”属性，提出以场景嵌入深化认知理解、以社会互动强化实践运用、以伦理思辨培育价值自觉的协同路径，为培育数字时代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提供理论依据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协同培育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设备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广泛普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生成式AI”）已逐渐成为辅助青少年处理日常事务、拓展生活交往的基础工具，不仅重塑了青少年的学习方式、工作模式和社交形态，更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培育青少年科学、合理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基本素养，引导其形成独立判断力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出背景与内涵 

　　1.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与风险挑战 

　　在1956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会议发起人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首次明确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能够使机器模拟智能的任何方面，包括学习等特征，只要该方面能够在原则上被精确描述”。这不仅为当时分散于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的智能研究提供了统一学术范畴，也为人工智能理论的发展与技术突破指明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模拟人类专家决策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诊断、工业生产优化和故障排查等领域得到应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和大数据的逐步运用，神经网络技术成为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重要推动力，在金融风险预警、图像识别与用户需求预测等场景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后，能够自动生成文本、图像、音频、代码等内容的生成式AI在语音识别、文本自动合成与理解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并深度融入教育、社交及娱乐等公众生活领域，影响着人们获取信息与交互的方式。据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以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与全球合作为重点，为人类应对日益繁复的挑战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 

　　生成式AI的迭代发展不仅改变着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社会分层与社会参与，但与此同时，其潜在风险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在伦理层面，算法偏见与“黑箱”特性不断挑战人工智能预设程序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引发公众对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遭受损害的争议；在安全层面，数据泄露与隐私侵犯等隐患直接威胁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乃至社会的整体稳定；在就业层面，大规模的自动化“替代”传统行业的劳动者，所引发的失业焦虑逐渐加剧；在人类认知与能力层面，大量未修正的数据瑕疵带来潜在的社会危害与传染风险，并加剧用户“信息茧房”效应。研究表明，尽管人工智能可以高效执行预设规则与算法任务，但无法像人类一样理解、评估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因而在需要情感共鸣、伦理抉择和原创性突破等依赖人类直觉与社会共识的场景中，如果人们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反而可能会抑制人类的人文精神与创新动能。 

　　2.人工智能素养的概念与国内外政策实践 

　　为尽量避免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人工智能素养”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其初衷是帮助公众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及其早期形态，为技术全面融入社会生产与生活奠定必要的认知基础。而对人工智能素养的深入研究伴随着生成式AI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在近年才开始掀起热潮。朗·杜里、马格尔科（Long Duri & Magerko B，2020）提出“人工智能素养是一系列能力，包括个体批判性评估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有效与AI沟通和协作的能力，以及在线、家庭和工作场将人工智能用作工具的能力”。小西洋子（Konishi，2024）认为，人工智能素养不仅是对技术的掌握，更是一种思考和应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能力。钟柏昌等（2024）认为，人工智能素养的本质是通过人的技术化过程，获得人的本质力量的提升，最终实现人与智能技术的和谐发展。尽管对于人工智能素养如何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展开充分探索，但全球治理机构和一些国家开始呼吁确立人工智能与教育全球治理的指导原则，并通过各种治理机制引导相关实践。 

　　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和《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两份纲领性文件，倡议国际社会重新界定知识、学习与教育的内涵，为各国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平衡私营数字治理机制带来的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共识与行动框架。2021年12月，该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特凡尼亚·贾尼尼（Stefania Giannini）进一步倡议，所有公民都应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知识、理解、技能和价值观等素养。2023年，教科文组织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应用指南》，从伦理规范、政策设计和教学实践等多个维度强调数据隐私保护及年龄适应性原则。202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欧盟联合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框架（草案）》，主张从知识、技能与态度三个方面系统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批判评估能力。国际图书馆协会于2025年发布专题白皮书，倡导从技术理解、批判评估、伦理责任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让用户成为人工智能议题的理性参与者与积极对话者。 

　　我国对人工智能素养的探索始于21世纪初，有学者从在校生“信息素养”培育视角，提出增加人工智能课程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2010年代以后，相关讨论逐步从信息获取与筛选，拓展至算法理解与政策适应等更多元的领域，倡导在中学阶段系统引入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教育。随着生成式AI技术在国内的迅速推广，其可能加剧社会歧视、引发新型偏见与排斥的潜在风险愈发受到重视，学界开始倡导从智能知识、智能能力、智能思维、智能应用与智能态度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并推动素养评价机制走向权威化、标准化与制度化。在理论研究推动下，我国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和提升伦理素养”等六项基本伦理原则，并对人工智能的管理、研发、供应与使用等环节提出18项具体伦理要求，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实践正从“技术应用能力层面”向“伦理责任与社会担当层面”逐步深化和延伸。 

　　3.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现状与困境 

　　作为智能技术的“数字原住民”和未来社会的创新主体，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据Soul App联合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世代AI使用报告》显示，在3680名受访青少年中，95%“已习惯在学习时使用AI辅助创作”，反映出青少年高频化与常态化使用人工智能的特征。《人民日报》记者调查显示，生成式AI在中小学生中已成为“无所不能”的学习工具，部分学生因过度依赖生成式AI完成作业而被同学称为“一搜党”，反映出青少年正面临被机器算法裹挟的风险。有学者指出，由于青少年认知判断力尚未成熟、价值观仍在形成阶段，过度依赖生成式AI可能对其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及人际交往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呼吁通过系统推进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为他们在未来人机协同的社会中实现全面发展和积极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2021年，中国自动化学会发布《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模型框架体系》，首次将“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能力指标，标志着我国对于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开始从“概念化探索”进入“标准化实践”阶段。2024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六大任务与举措，强调将学生价值观培育全面融入人工智能教育全过程。在政策推动下，多地中小学已陆续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建设了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也集成和推广了大量优质教学资源，围绕理性使用技术、负责任创新等维度，重点培育学生智能工具应用能力与科技伦理观念。 

　　但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工作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培育场域层面，当前主要依赖学校教育模式，还难以满足青少年广泛的知识需求，拓展多元化的培育路径迫在眉睫；在内容层面，当前教学内容多停留于技术工具的使用范畴，还难以有效培养青少年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还有可能助长其“走捷径”“不劳而获”等不良倾向；在成效层面，青少年群体虽普遍使用人工智能获取信息和知识，却难以将人工智能融入创新实践。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体联合社交平台Soul App对全国高校3129名学生调查显示，有62.3%的受访者担忧过度依赖AI会使思维变得懒惰、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上，当前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政策框架虽已初步构建，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培育场域单一、教学内容工具化、育人成效浅表化等困境，尤其对青少年从“工具性使用”滑向“情感性依赖”的行为趋势缺乏系统干预。为此，本文从解析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核心构成与培育逻辑入手，重点审视其与生成式AI的依赖型运行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进而探索破解困境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构建科学、系统、可操作的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 

　　二、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三维构成与培育逻辑 

　　1.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的三维构成与实践困境 

　　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测评》等政策文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共识和相关权威框架，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可被归纳为认知、实践与价值观三个核心维度（表1）。 

　　表1：人工智能素养核心维度构成对照表 

　　三种素养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认知—实践—价值观”的三维素养融合体系（图1）：“认知维度”作为知识基础，强调对人工智能技术原理与应用边界的知识掌握和技术理解能力。如国际图书馆协会《从教学图书馆员和当前信息素养工具的视角探讨人工智能信息素养框架的构建》提出对于识别人工智能类型、理解算法基本逻辑、掌握提示词工程的知识理解要求。“实践维度”作为行动层面，注重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并能创新地应对现实问题。如我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测评》强调青少年应具备通识技能、高阶思维、协同创新、社会责任等核心素养。“价值观维度”作为统领核心，聚焦于人工智能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如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倡导的“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等六项伦理原则，及欧盟强调的“负责任、同理心与适应性”，为培育提供了重要价值坐标。 

　　图1：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结构框架 

　　人工智能作为“利润中心”的实践取向与青少年人工智能“认知—实践—价值观”三维素养的培育逻辑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前者以“用户粘性”为导向，在资本驱动下以最大化留存和提升用户使用频率为目标，通过算法的精准迎合实现商业收益的累积；后者以培养人的自主性、批判性思维与社会责任感为核心，追求个体在技术应用中的主体性建构。具体来看，在认知层面，生成式AI通过投其所好的精准投喂机制与即时反馈机制迎合用户，使青少年易形成“AI迎合即合理”的片面认知；在实践层面，个性化推荐算法构建的“过滤气泡”，使青少年囿于同质化的信息环境，逐渐丧失应对复杂问题与多元挑战的自主能力；在价值观层面，人工智能将算法偏好以“个性化服务”的形式，使青少年在无形中将技术逻辑内化为自身价值判断，弱化其对技术操纵的警觉和批判意识。这种源于二者核心诉求的差异乃至对立在实践中形成更深层的张力，即商业逻辑持续消解教育逻辑所倡导的自主性，导致素养培育在实践中易陷入结构性困境。 

　　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青少年虽已进入形式运算的成长阶段，且具备了初步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但其思维仍显著依赖具体经验，需通过实际体验支撑抽象思考。而生成式AI的迎合式反馈机制精准契合了青少年“希望自身观点被即时印证”的思维心理，导致其可能轻易绕过本应经历的独立思考、同伴讨论和教师引导等重要经验环节，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使得青少年不仅可能错失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机会，更可能使其解决复杂问题、进行逻辑推演的潜能在缺乏“经验依赖”的实践打磨中难以被充分激活。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强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倡导将学习嵌入真实生活情境，在“做中学”中实现思维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以充分发挥“社会文化中介”在问题解决中的互动价值。这一理论也为破解当前人工智能过度迎合用户偏好所导致的青少年素养培育困境，提供了植根本土的理论根基。 

　　2.生活教育理论的时代价值与实践启示 

　　“生活即教育”主张确立“教育与生活同构共生”的基本理念，强调打破教育对抽象符号的过度依赖，回归“在生活中建构意义”的教育本质。在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AI不仅作为工具辅助学习工作，还通过推荐机制与需求预测等方式介入人类生产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素养培育若仅局限在“代码编写”“模型调用”等工具性训练，其所自动生成的“生活方案”就容易替代青少年的自主探索，使其逐渐沦为生成技术的被动接受者，从而割裂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结。“生活即教育”的启示在于将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深植于现实生活场景，让青少年在技术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中吸收人工智能知识，实现从认知到实践、从实践到价值观的整体提升，从而守护其作为“生活建构者”的主体性。 

　　“社会即学校”强调打破校园的封闭界限，将社会视为开放的教育场域，并借助各类社会资源与真实的场景互动培育人的综合素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交通、治理以及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深度嵌入，其开放性催生出突破传统物理边界与社会结构的新型社会空间。“社会即学校”的边界也自然从传统社会场景扩展至技术与社会共同建构的新场域，意味着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须超越技术范畴，系统关注其社会属性、公共价值与伦理风险，并有意识地引导青少年与技术开发者、普通用户以及受技术影响的边缘群体进行多元化的深入互动，在社会关系与技术生态中，实现从技术认知向社会洞察、从工具使用向价值判断的跃升。 

　　“教学做合一”以培育“手脑双挥、劳心劳力”为发展目标，倡导通过亲身实践探求真知。生成式AI凭借高效的知识获取能力改变了传统的学习方式，这就要求教育重心相应地从知识传授，转向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及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等高阶能力的培养。在此背景下，“教学做合一”被赋予新的内涵：“教”侧重于以人工智能赋能创设具象化学习情境，“学”聚焦于人机协同的知识探究过程，“做”强调以技术向善为核心的社会实践。通过“教学做”将知识运用与实践行动引导到价值观维度的伦理坐标中来。对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不仅应当帮助其形成系统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应结合具体社会议题，引导他们在理解人工智能原理与局限的基础上，锤炼以技术创新回应现实需求的实践能力，树立技术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的价值立场，从而实现智能时代的真知深化与传承。 

　　3.人工智能“社会文化中介”属性与双重性 

　　在构建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体系的过程中，生成式AI显然已超越传统介质的属性，演进为兼具技术内涵与社会功能的新型中介形态，并在素养培养中承担起“社会文化中介”的关键角色。在拓展“认知”广度方面，人工智能不仅拓展了青少年个体的认知空间，也通过智能释义与跨文化转译，显著降低了异质文化的理解门槛，成为知识的智能筛选者与阐释者角色；在深化“实践”深度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构建虚拟社区与跨文化协作平台，帮助青少年在与多元主体的互动中建立社会联系，充当着社会关系的协调者与重构者角色；在“价值观”建构方面，人工智能借助训练数据内嵌的文化偏好与行为范式，为提升青少年人工智能伦理思辨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框架与文化语境，充当着积极价值观的隐性传递者角色。 

　　然而，人工智能作为“社会文化中介”并非价值中立，其底层逻辑仍受到商业利益、数据偏见与文化权力结构的影响：它既可能是固化思维、削弱自主性、隐含操纵性的支配性力量，同时也具备拓展认知、促进实践、激发价值反思的赋能潜力。在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过程中，要厘清其“赋能”与“风险”并存的双重属性，既不因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全盘否定其作为中介的积极价值，也不放任技术的异化而偏离育人初心，而要在承认这种双重性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培育设计构建起协同机制，在引导青少年在辨识技术逻辑的同时，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价值判断力，从而在人机互渗的环境中保持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与人文主体性。 

　　具体来看，在认知层面，要将人工智能的知识拓展功能与批判性思辨训练结合，既能够利用其跨域阐释优势来拓宽视野，又能够通过“算法偏见识别”“信息来源溯源”等专项训练，破除部分青少年“AI迎合即合理”的认知误区；在实践层面，将人机协同的模拟实践延伸至真实社会议题的解决中，从而能够主动打破人工智能同质化的禁锢，将技术工具转化为锻炼青少年应对和解决多种问题的能力场域；在价值观层面，将人工智能“社会文化中介”功能纳入教育引导范畴，通过“算法价值观解码”“技术伦理情景剧”等方式，引导青少年辨识技术背后可能存在的功利倾向与隐性偏见，在人机对话中树立起自身价值判断与道德自主性。 

　　三、“嵌入、互动、辩思”的协同培育路径 

　　1.以生活化场景嵌入深化认知理解 

　　对于人工智能“认知”的素养培育要扎根于青少年的真实生活与实践情境，引导其超越“算法投喂”的被动状态，通过贴近其经验世界的场景化设计，将抽象的技术原理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探究的具体议题。例如，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课程中，以青少年身边的短视频平台个性化推荐、智能家居语音交互、校园门禁人脸识别等贴近日常的应用场景为载体，拉近青少年与技术认知的距离，助其理解人工智能生成机制，从而引导他们主动追问知识生成的语境，主动分析数据采集、算法决策过程及其社会影响，进而逐步建立起兼具广度与深度的反思性认知。 

　　在培育路径上，要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将对人工智能“社会文化中介”功能的认知融入多学科交叉的场景，在情境体验中融入批判性思辨环节。例如，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引导学生观察身边的人工智能应用，通过对比传统计算机方法与人工智能处理同类问题的差异，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对生活工作的便捷赋能，萌发青少年对其原理的探究欲。这种场景嵌入式的培育试验在跨学科场景中更具突破性，如在语文课堂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对比不同时代文本的风格与价值观倾向，在艺术课尝试与生成式AI协同创作出具有社会议题意义的视觉作品，既能帮助青少年消解“AI黑箱”的神秘感，也能助其建立“技术可干预、可塑造”的信念，在文本解读和社会议题的创作中自然融入对技术工具的批判性审视。 

　　生活化场景嵌入的设计，要契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本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应用指南》强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明确了“以人为核心、技术服务于人”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构建思路。例如，在小学阶段引导学生借助图像分类技术识别、分类校园植物，让学生在直观感知中训练人工智能的基本逻辑；在初中阶段引入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伦理思辨，通过分析“识别准确率提升”与“隐私保护边界”的内在张力，让青少年在价值权衡中萌发其批判性思维；在高中及以上阶段鼓励学生参与真实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方案构建，如设计助老智能家居交互系统，适时关注用户真实体验，既能强化青少年作为技术开发者的主体性，又可在实践中培育其技术能力与伦理判断的综合素养，实现从工具使用到实践改进的认知进阶。 

　　2.以社会化互动强化实践运用 

　　当前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体系在整体上呈现出“以学校教育为主、社会教育协同不足”的结构。学校教育常以系统化、线性方式传递知识，注重基础技能与理论框架的循序渐进，具有明确的目标体系和稳定的评价标准，但容易脱离技术演进与社会应用的动态语境（图2）。社会教育则表现为开放、联合与动态生成的特征，倡导通过真实技术场景、跨领域协作和多角色参与，激发创新应用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但相对缺乏系统引导和有效评估（图3），导致资源的碎片化和与学校教育的脱节。 

图2：学校教育的线性流程

图3：社会教育的互动实践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全学段教育与全社会通识教育的融合，既不是将学校教育融入社会教育，也不是将社会教育融入学校教育，而是发挥各自所长，构建起贯穿青少年个体发展全周期、覆盖多领域的人工智能素养培养新生态（表2）。一方面以学校的系统教育夯实知识基础和思维框架，另一方面以社会的开放性与实践性拓展能力边界和价值视野，形成“线性培育”与“动态滋养”相辅相成、协同增效的育人格局，从而为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提供系统支撑和生态化保障。 

　　表2：三种教育模式对比（以问题解决为例） 

　　实现全学段教育与全社会通识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首先要打破“人工智能教育仅限于学校”的认知局限，通过构建“学校—社会”的协同育人共同体，搭建“学习—实践”的能力转化桥梁，推动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向普及化、融合化发展。具体而言，以政策协同为牵引，打通课程设置、资源流动与人才互聘机制，将社会场景与技术议题引入课堂教学。例如，美国制定“人工智能素养K-12”标准，强调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培训；中国自动化学会“青少年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测评共建示范校”（AICE）项目，依托人工智能平台构建了跨校、跨领域、跨地域的虚拟实践社区，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知识与能力的内化。其次，需以技术赋能为核心，将社会机构纳入育人主体，助力其在完善贯通学段、连接校社的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养体系中发挥作用（图4），从而形成可持续、可反馈、可迭代的全社会教育生态，实现青少年从知识灌输到创新能力培养的范式转型。 

　　图4：“学校—社会”双向融通培育路径 

　　3.以伦理思辨培育价值自觉 

　　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在生成式AI深度融入青少年学习生活的背景下，碎片化议题、隐性价值预设、信息失真与审核权转移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系列风险。这不仅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引领力，也会对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形成潜移默化的误导。青少年人工智能“价值观”培育的关键在于引导他们建立批判审视人工智能筛选逻辑与文化立场，在人机互动中培养自我认知、筑牢价值判断的主体性。 

　　青少年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培育，要始终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以人类尊严、社会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伦理观为实践导向，既不能盲从技术工具的操作熟练度而沦为“技术的附庸”，也不因忌惮风险而拒斥技术创新与社会演进，而是将伦理判断、社会责任深度融入素养培育全过程，在开放的智数情境中自然浸润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协作精神与理性辨识力，从而在观念上消解“技术操作”与“价值思考”的思维割裂，在伦理思辨中达成技术传授与价值观塑造的有机统一，推动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全面系统性提升。 

　　在“价值观”素养培育实践中，要从“实践引导”和“评估保障”两方面发力，推动技术素养、人文素养与价值观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引导学生结合项目实践与社会调研开展人文讨论，通过项目化学习、社区服务、志愿公益、社会实践等途径，推动他们在社会情境中锤炼人格品德、提升审美情感、树立数字伦理意识；另一方面，借助算法伦理情境模拟、人机协作项目实践、社会议题辩论等多模态路径，建立可量化的伦理思辨评估机制，设计层次化评价指标与动态反馈体系，同时将价值观认知、伦理判断、责任行为纳入系统化评估范畴，对青少年的价值立场选择、技术伦理敏感度及社会责任表现，开展过程性与结果性综合评价，进而推动其社会情感能力全面发展，实现身心健康与积极情感的协同成长。 

　　四、总结与展望 

　　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绝非简单的技术知识灌输或操作技能训练，而要紧紧围绕国家“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战略要求，既呼应“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与回归教育的本质，又要锚定我国创新人才培养与数字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将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针对“认知、实践、价值观”的素质要求，在发挥技术赋能作用的同时，积极推动教育场域从课堂延伸至社会实践，从而构建起“嵌入、互动、辩思”的协同培育路径，培养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伦理判断力，及在生活场景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对于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的研究同样要与时俱进、持续深化，不仅要在内容上持续追踪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将技术引发的伦理争议、治理难题与社会影响及时转化为课程议题，还要在方法上融合自然科学、社会学与伦理学等学科视角，使研究结论更贴合社会发展需求，让培育工作始终与技术演进、社会变迁同频共振，助力青少年在技术革新浪潮中成为理性而负责的驭浪者与开拓者。 

　　（作者王依娜系我校党的群众工作教研部讲师）

        （本文转自《少年儿童研究》202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