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消费”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出消费文化从物质满足走向情感体验、从功能导向走向意义承载的深刻转型。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后工业社会中消费文化转向以及个体自我意识的增强，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消费研究中过度强调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1982年，美国学者伊丽莎白·赫希曼和莫里斯·霍尔布鲁克提出“体验观点”和“享乐消费”的概念，强调情绪、感官、想象在消费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此后，情绪与消费行为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方向。有学者进一步阐释，情绪不仅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而且能直接驱动购买行为，并在消费行为结束后持续作用于对商品的评价和关注度。还有学者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消费理解为一种嵌入社会关系、文化仪式与身份建构的“情感实践”，强调个体通过消费表达归属感与群体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面临经济低迷、老龄化加剧、单身独居现象增多等社会现实，一些青年通过消费寻求情感慰藉和精神补偿。日本作家荒川和久在他的著作《超单身社会》中，基于对日本社会的深入观察，提出“情绪消费”这一概念，他将这一概念界定为由情绪驱动而非单纯功能性需求的消费决策行为。他注意到，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单身和独居现象日益普遍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倾向于通过消费行为来弥补精神层面的空虚，寻求情感上的寄托与满足。由此，情绪消费不再只是经济现象，而被赋予了鲜明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

        就我国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消费场景日益多样，消费层级由生存型、温饱型迈向享受型、发展型，情绪消费逐渐进入青年的视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平台经济与社交媒体的深度融合，消费行为的内容化、社交化、符号化趋势显著增强，情绪消费的扩散速度明显加快，并逐渐成为带动消费的新增长点。《2024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情绪价值已成为推动青年消费的重要因素。抖音商城和SocialBeta联合发布的《2025年轻人情绪消费趋势报告》指出：88.2%的青年认为自己处于压力状态，而能够带来即时正向反馈的消费行为，已成为他们释放情绪的重要出口。相关数据亦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情绪消费相关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2024年市场规模达2.3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

        当前，情绪消费在中国社会中的表现形态十分丰富，其消费场景既包括传统的歌舞表演、演唱会、快闪等传统文娱活动，又广泛涵盖现代兴起的“粉丝经济”、“谷子经济”、潮玩、虚拟陪伴、疗愈服务等新兴消费形态。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三类：奖励与庆祝类，多由喜悦、成就感、兴奋、期待等积极情绪驱动，主要包括节日消费、旅游休闲、技能体验、娱乐活动等；补偿与疗愈类，多由压力、焦虑、孤独、空虚等负面情绪驱动，主要包括解压玩具、宠物陪伴、疗愈服务、助眠产品、虚拟陪伴等；表达与认同类，主要围绕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展开，包括潮玩盲盒、二次元周边、文创IP、个性化装扮、粉丝消费等。这三种类型共同构成当代情绪消费的基本图景，呈现出从强化积极情绪到调节负向情绪，再到建构身份认同的多种面向。

　　情绪消费之所以能在青年群体中深受喜爱，首先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承接了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精神需求。对今天的青年而言，消费越来越成为调适情绪、表达自我、确认身份、建立连接、进入文化的重要方式。

         情绪消费为青年提供一种相对可控的自我安放机制。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和有数数据创新实验室联合发布的《韧性生长——2025中国青年生活全景报告》显示，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动，87.3%的青年曾通过“为情绪价值买单”来获取内心安宁。而今，青年可以通过选择某一种商品、某一种风格、某一种文化符号，迅速完成对自身情绪状态的回应，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获得某种主体感和掌控感。情绪消费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它能带来愉悦，还在于它为青年提供了一种低门槛、可感知的自我修复方式。近年来的文化消费现象，如《浪浪山小妖怪》《我的阿勒泰》等影视作品的热播，以及Chiikawa、Loopy等表情包和玩偶的迅速走红，都表明青年正通过情绪消费构建一处可掌控、可寄托的精神栖息地。

        调研中有青年表示：“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会买一些解压玩具，像指尖陀螺、减压魔方等。这些玩具虽然不贵，但真的能让我放松一下心情。”还有的青年对线上情绪消费表达自己的观点：“树洞倾听”满足了自己“情绪垃圾桶”的需求，“闲聊唠嗑”形成在线人际沟通渠道，“夸夸部落”可以听到久违的对自身的积极评价，凡此种种都为自己提供了情感慰藉。此外，情绪消费线上线下场景的深度融合还催生出“线上预约+线下体验”“线下触发+线上延续”等新模式。例如，线上定制情绪疗愈方案，线下到店享受专属服务，实现了情绪消费场景的无缝衔接。总的来看，情绪消费帮助青年在“心灵疾驰”的倍速模式下享受“慢生活”，在“内卷压抑”里寻找“释放感”，在“高紧绷”的精神状态下谋求“松弛感”，在“不确定”中抓住“小确幸”，已经成为青年应对社会压力、缓解孤独、重塑生活意义的重要实践策略。

        情绪消费正在成为青年确认身份、表达自我的重要媒介。过去，身份认同主要建立在家庭、地域、职业、单位等这些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上。今天，这些传统结构对青年身份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而兴趣、审美、圈层、文化偏好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这种变化中，消费不再只是个体偏好的外化，而日益成为“我是谁”“我希望被怎样看见”的公共表达。青年借助消费完成的，往往不是简单的占有，而是以符号化方式进入某种关系和身份。也就是说，在情绪消费中，青年购买的不只是物本身，而是借助这个物为自己在流动不定的现实中寻找一种可以被识别、被共享、被回应的位置。

        调研中有青年表示：“我喜欢收集小众设计师的手办，这不仅是消费，而且是在表达我自己的品味和态度。平时在微信群里跟大家分享、交流，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特别有归属感。”更进一步看，情绪消费还折射出青年对尊严、意义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它说明今天的青年并没有陷入价值真空，也没有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要求。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明，生活不能只有功能和效率，成长也不能只有竞争和绩效，个体需要被理解、认同和安顿，需要在现实压力之外保有情感温度、审美空间和意义支点。在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过程中，青年也不是被动的接受符号，而是深度参与文化符号的再生产与意义流转之中。无论是为热门潮玩设计并销售“娃衣”，还是基于原生IP进行绘画、写作、视频等形式的二次创作，抑或是在社交平台围绕虚拟角色展开“角色扮演”和故事接龙，都表明青年正在通过情绪消费，把单纯的购买行为转化为持续的表达实践和文化参与过程。

        情绪消费具有一定的社会连接功能。对不少青年而言，当前最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稳定而真实的共鸣感。情绪消费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圈层、社群和共同话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快速建立连接的方式。一个物件、一个品牌、一套话语，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让陌生人之间形成“彼此懂得”的关系想象。虽然这种连接未必深厚，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青年在快节奏、碎片化生活中的孤独感和悬浮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消费不是单纯把人推向消费主义，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当代青年重建微观连接、寻找情感共同体的社会功能。例如，以“泡泡玛特”为代表的潮玩消费，不仅售卖产品，而且构建起一套包含猜测、挑选、收集、分享的完整体验仪式，使消费成为连接同好、确认归属的情感实践。

        调研中有青年表示：“在门店里和大家一起‘摇盒’、交流手感，甚至交换重复款，这种过程比买到隐藏款更让我感到高兴，就像是一种暗号，让我们快速建立起联系。”此外，情绪消费的聚集效应也使老旧商场、闲置街区变为具有文化意义和青春活力的青年聚集地。青年群体通过时间层的周期循环（如赶集、打卡、吃谷）与空间层的虚实连接（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实践，共同赋予物理空间以情感温度和集体记忆，找回现代社会中缺少的“人情味”“烟火气”和“活人感”，重建被数字媒介弱化的“附近”。从本质上看，情绪消费在原子化、流动化的现代生活中，临时性地重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秩序和意义关联。它所回应的，不是简单的“社交需求”，而是青年在高度竞争和广泛比较中，对被看见、被确认、被纳入某种共同体的深层渴望。

        情绪消费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文化转化和精神提升的可能。高质量的情绪消费，可以把短时慰藉转化为持续滋养，把个体偏好提升为审美能力，把即时共鸣引向更深层的文化认同。近年来，一批具有文化厚度和审美品质的情绪消费形态受到青年青睐，无论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文博机构推出的文创产品走红，还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沉浸式文化空间吸引大量青年打卡，抑或是汉服、新中式、非遗手作、国风演出等业态升温，都表明青年愿意为文化体验、历史想象和审美认同付费。对他们而言，这样的消费并不只是“买一个东西”“看一场演出”，而是在消费中寻找文化归属、情感寄托和精神安顿。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消费中关注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情感价值和审美表达，希望通过参与式、体验式的消费方式，让自己与历史传统、城市记忆和公共文化重新建立联系。

        调研中有青年表示：“去博物馆买文创，不只是因为它好看，而是觉得把喜欢的历史带回了生活里。每次用这些东西，都会觉得自己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具体的连接。”这说明，情绪消费一旦与优质文化资源相结合，就可能超出即时慰藉的层面，转而成为青年理解文化、涵养心灵、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国情绪消费品凭借一些普适性的情绪符号（如萌、酷、疏离感）和视觉语言，跨越文化障碍，成为一种“柔性”的文化输出载体。一位“谷圈”外国青年在访谈中说：“在国外买到故宫联名的‘谷子’，感觉是在追自己喜欢的角色，也越来越了解中华文化。”情绪消费使得文化出海不再诉诸宏大叙事，而是以情绪微粒、图像细节和用户共创的轻盈叙事进行扩散。

　　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渗透力的新型消费形态，当情绪消费日益被平台逻辑、资本逻辑和虚拟化机制深度塑造时，就可能偏离其原有的情绪修复和连接功能，转而带来新的成长风险、认同风险和社会风险。对情绪消费的风险识别，不能停留在对个别现象的批评上，而需进入青年发展、平台治理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更深层次加以审视。

         警惕情绪消费过度“脱实向虚”。如果情绪消费越来越脱离真实生活、真实劳动和真实交往，而主要向AI陪伴、虚拟互动、数字藏品、沉浸幻境等方向单边扩张，就会不断削弱青年与物理世界的真实连接。表面上看，情绪被即时满足了，实际上却可能降低了自身的行动能力、现实感和创造性，使个体在虚拟慰藉中陷入更深的空心化、迷茫感和焦虑感。调研中有青年表示：“深夜突如其来的EMO情绪，AI心理陪伴师可以即时地不带偏见地听取情绪，提供安全的情感出口，减轻精神负担。”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如果情绪消费持续脱离实体经济和现实场景，停留于自我循环、自我放大的虚拟经济模式，被削弱的就不只是与现实世界的连接，还有青年在现实中承受挫折、组织生活、创造价值和面向未来的能力。

        警惕情绪消费削弱青年的“时间穿透力”。从青年发展看，支撑个体成长的，往往不是即时满足，而是延迟满足；不是短期刺激，而是长期积累。笔者2009年调研“蚁族”时发现，很多青年省吃俭用、攒钱买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情绪消费，只不过它对应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情绪组织方式，是把今天的克制、忍耐和奋斗，转化为对明天稳定生活的期待和信念。这类情绪消费具有鲜明的过程性、积累性和时间纵深。相比之下，当下许多情绪消费更接近短期多巴胺刺激，它通过高频反馈、即时快感和快速转化，不断压缩决策周期、缩短耐心阈值，使青年更倾向于追逐即时回报，而较难在长期目标中沉淀韧性、延展耐力、形成对未来的持续投入。长此以往，不只是消费行为会变得碎片化，青年的人生规划、关系经营和价值坚持也会受到影响。

       警惕情绪消费催生新的身份区隔和阶层意识。在当前社会中，传统意义上以财富、地位、声望为中心的区分方式并没有消失，然而在青年群体内部，越来越多的身份表达开始通过消费趣味、文化偏好、圈层符号和审美风格来完成。青年时期，个体的素质能力、职业成就和社会位置尚未完全定型时，消费就容易成为彰显差异、建构身份、争取可见性的快捷方式。消费品味越来越成为“我是谁”的替代表达。这一结果是，原本用于寻求认同的情绪消费，可能反过来强化新的排他性身份意识，形成更隐蔽、更柔性的区隔机制。表面上看是趣味差异，实质上可能演化为新的圈层门槛、认同壁垒和身份排序。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消费，强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指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并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具体到情绪消费而言，需从供给优化、平台规范、价值融入、社会支持和素养教育等方面形成系统引导，以更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更有温度的现实支持和更有边界的制度安排，推动情绪消费朝着有利于青年成长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把引导前移到内容供给端。谁能够提供青年愿意进入、愿意停留、愿意分享的内容，谁就能塑造其情绪流向和价值判断。正向引导需前移至产品设计、叙事表达和文化供给环节。需增强主流文化供给的审美力量、情感温度和精神承载力，推出更多既能滋养心灵、安顿情绪，又能启迪思想、涵育价值的内容产品，把家国情怀、历史记忆、公共伦理、奋斗精神转化为青年可触摸、可参与、可共鸣的文化体验。从“告诉青年应该相信什么”，转向“让青年在喜欢的东西中自然感受到什么值得相信”，善于借助情绪消费中青年熟悉并喜爱的流行符号、叙事方式和审美风格，把主流价值做成青年愿意亲近、乐于传播的文化形态。

         把治理重点落在平台机制上。治理需进入平台规则，建议在三个方面发力：减少“焦虑驱动型”运营。对饥饿营销、限时刺激、过度弹窗、连续签到、强制比较、诱导复购等机制加强约束，避免青年在高频刺激中形成情绪化决策惯性。规范“陪伴型”商业设计。对AI陪伴、情感聊天、虚拟恋人、沉浸式互动等产品，需明确功能边界，防止通过拟人化设定和依赖性脚本刻意强化情感黏性，诱导长期沉浸和高频付费。建立青年友好型风险提示。对高频充值、过度打赏、非理性囤积、网贷等行为，需设置更加醒目的预警和冷静机制，把治理嵌入消费链条。

         把价值观引领融入日常消费场景。价值观的形成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刷视频、买文创、看演出、逛展览、进社群、做分享等日常消费场景之中，与其让青年被符号攀比、炫耀消费和极端情绪主导，不如主动构建向上向善的文化联合体，让兴趣背后有审美，让陪伴背后有责任，让热爱背后有方向。例如，在文创开发中强化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在演艺消费中强化审美提升与公共表达，在兴趣社群中强化规则意识与责任意识，在青年热衷的轻社交场景中强化真实、友善、节制、尊重等基本价值。价值引领不是外在要求，而是青年日常消费体验的一部分，使青年在情绪消费中获得的不是短时慰藉，而是更稳定的认同支点和更积极的价值沉淀。

        把“青春经济”打造为成长型经济。青春经济需围绕青年的学习提升、文化体验、兴趣拓展、社交联结和公共参与，形成更加健康良性的供给体系。让那些“越消费越空虚”的产业退潮，让那些“越参与越充实”的业态成长。可重点支持三类供给：成长型供给，如阅读、培训、艺术、运动、技能提升、社会实践等，把“情绪满足”和“能力增长”结合起来；文化型供给，如城市漫游、非遗体验、博物馆夜场、青年戏剧、主题书店、社区活动等，把消费引向更有精神含量的生活方式；连接型供给，如低门槛、低压力、低负担的线下社交场景，让青年在真实关系中获得陪伴，而不是只能在虚拟空间里寻找安慰。

        切实缓解青年情绪背后的社会压力。当前，一些青年工作压力较大、生活节奏较快、情感支持偏弱、未来预期不稳，市场会迅速填补这些空缺，并将其商业化。治理如果只停留在市场末端，而不改善青年发展环境，就难以减少情绪消费的负面效应。需找到情绪的源头，回到青年支持体系建设上，把青年的各种压力和困惑置于更完整的青年发展政策框架中予以统筹考虑，协同解决。把优质文化资源、公共服务资源、社会支持资源更好送到青年身边，用阳光充实的集体生活挤压负面情绪。真实世界有温度，虚拟依赖才会下降；现实生活有保障，情绪消费才不至于异化为替代性生活。

        把数字素养和消费素养纳入通识教育。需帮助青年识别平台如何调动情绪、商家如何制造冲动、算法如何塑造偏好、虚拟互动如何形成依赖。教育的重点，需从“不要乱买”转向“识别机制”：要让青年明白，哪些消费是在回应真实需要，哪些只是被设计出来的情绪反应；哪些陪伴能够促进成长，哪些关系只是付费型幻觉；哪些圈层认同有助于自我建构，哪些攀比逻辑只会制造新的焦虑。面对当代青年，教育不能只是要求他们做单一选择，而要帮助他们提升对复杂世界的辨识能力、对多重欲望的调节能力、对价值边界的把握能力。只有当青年具备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和边界意识，正向引导才能内化为自身的调节能力。

 　　（本文作者系我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导）

　　（转自《人民论坛》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