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增能: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索
——基于S市两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案例研究
王依娜，陈树强
［摘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逐步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既有研究认为，专业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领域具备挖掘社区资源、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居民融合的独特价值，但同时也面临服务目标模糊、实际操作有限、效能转化困难等挑战。S市两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案例表明，居民关系既具备物质性社会支持的功能，又具备连接居民个体生活的情感功能，是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切入点;社会工作者通过为居民“关系增能”，能够有效激活居民内生动力，推进居民关系网络自我迭代与治理效能转化，推动基层治理模式从“行政主导型”向“社会协同型”转变。
［关键词］基层治理;社会工作;居民关系;关系增能
［基金项目］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研究”(25CSH102)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26)02－0152－10［收稿日期］2025－01－12
一、治理现代化转型与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困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释放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服务与社区治理精细化的现实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治理形式和治理内涵呈现出社会基础及国家职能的双重型构,治理主体从过去的单一行政管控主体逐步向多元协同治理主体转变，治理方向从侧重于危机发生后的应对管理向风险源头治理转变，治理手段从单纯依靠刚性制度约束向注重弹性关系治理转变。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重要原则，培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夯实国家治理根基。
目前，专业社会工作凭借其独特功能与价值在基层治理创新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多研究表明，专业社会工作具有人本性、深入性和综合效能等优势,在基层治理中彰显“基础—整合”的政策实践特征，在帮助公众理解并支持相关政策的同时，基于制度框架向有关方反馈实际状况与公众诉求，进而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发展。在“五社联动”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专业社会工作通过治理主体的激活、多主体治理行动的激发和关系网络的连接，逐步建构起城乡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社会资本的激活机制、矛盾调适的缓冲机制与服务递送的精敏机制,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居民自我治理能力与活力。
但专业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亦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相关研究表明，在服务目标层面，基层行政管理的规范化要求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社会性诉求常被混为一谈，专业实践的自主性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在实际操作层面，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职责界定较为模糊，综合性支持功能发挥不足、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有限;在效能转化层面，多元社会性诉求与促进居民关系改善的实践及实际服务之间的内在关联常被忽视。面对以上诸种困境，有学者倡导突破对弱势群体帮扶的“福利传递者”角色，转向促进居民社会参与的“政策实践者”角色，提出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依托政府服务项目进入实践场域，基于关系主体、关系链以及关系情境等视角，进行微观和中观层面的介入,并通过资源重组、社区关系和文化重塑，推动社区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在宏观层面的再生产,带动社区利益相关方充分协商讨论、凝聚共识，发挥各方优势、实现有效合作。
上述研究着重强调在基层治理领域发挥专业社会工作挖掘社区资源、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居民融合的独特价值，但大都仍停留在对政策文本和专业技术的静态分析层面，而相对缺乏对专业实践过程和居民互动情境的动态考察，故难以提出更具针对性、可行性的操作方法。有研究认为，尽管在基层治理中对制度与技术的倚重是必要的，但参与者极易形成对技术路径的依赖，将真实的人视为抽象、虚拟的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需要和由人构成的社会的运作机理。因此，探索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有必要将“人”的需求及其构成的运作机理有机嵌入研究分析框架，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围绕居民关系互动过程、情境和特征展开讨论，以此提出更为切合本土实际的“发挥各方优势、实现有效合作”的路径。
二、居民关系双重结构及社会工作介入空间
随着市场化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深度重构，居民关系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化、行政化”转向“原子化、碎片化”，呈现出自发的工具性与情感共同体并存的“双重关系结构”;而当前偏重于“行政动员—社会响应”的社区治理模式并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关系变化，极易导致社区治理过度依赖于行政力量，存在社区自发性不足、居民参与不充分等问题，这也为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介入空间。
(一)社区居民关系的时代变迁
与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及权利与义务规定的正式关系不同，所谓“社区居民关系”，是指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非正式关系，通常源于居民在社区生活交往中沉淀而来的互动模式，广泛存在于日常交往、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速了人口的规模性流动，城市“单位制”传统型社区黏性功能的弱化使得社会规范对个体的制约作用大大减弱;乡村基于血缘、地缘的关系形态也受到一定冲击，居民关系逐渐变得更为陌生化、非人格化。瑏瑠，总体上呈现出情感上的疏离化与空间上的分散性等原子化特征。有研究认为，现代城市社区仅仅是作为物理实体存在的“居民区”或“小区”，并没有成为存在密切交往互动与人际支持网络的真正的“社区”。但也有研究认为，在原有居民关系规范和价值体系受到冲击的同时，居民关系联结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仍在社区中发挥着自治功能。一方面，社区居民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诉求不断显化，他们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联合争取社区公共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在居民集体行动中涌现的“社区精英”在处理社区矛盾和维系社区团结方面发挥了愈发显著的作用，代表和凝聚着居民对关系协调、社区发展的需求。
基于共同利益和互惠性交往，现代社区的居民关系愈发呈现出工具性互动与情感共同体并存的“双重关系结构”:工具性互动，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互惠的平衡关系，为互动各方创造了合作交流与情感培养的契机，并逐步发展为一种基于信任的情感共同体关系，这种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互动相比更为稳固、持久;“双重关系结构”，有助于社区应对快速现代化带来的人际关系日渐疏远及居民诉求日益多元化的挑战,还有利于疏解基层矛盾、凝聚社区共识和内生力量。因此，推动社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关键在于，大力拓展基于居民“双重关系结构”特征的社区支持网络，构建促进居民关系更加紧密的公共空间，推动作为物理实体存在的“居民区”走向生活共同体指向的“社区”。
(二)居民关系联结的现实困境
在社区居民关系呈现“双重关系结构”特征的背景下，社区居民联结形态经历着从“制度性依附”到“主体性认同”的变革。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关系联结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由行政主导的机械整合期。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单位制解体，混合居住的商品化社区大量涌现，居民关系联结往往依赖于外部制度的推动，如社区居委会、物业等正式组织通过活动经费、公共空间使用权等资源分配方式形成权力网络，居民关系在空间结构、利益关系和治理架构等方面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二是因事件驱动的应激凝聚期。随着居民日常交往日益频繁，以及物业纠纷、环境整治、公共卫生等应激性事件的激增，复杂的科层制政府管理体制难以及时预警和处置各类风险,由此激发出居民临时性联结关系并转化为行动，塑造出社区“半正式半非正式关系网络”。三是由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期。居民在临时性联结的基础上，逐渐生成对于本社区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归属，如约定俗成的公共卫生规约、活动场地使用规则等集体认同，使居民联结发生从“物理聚居”到“价值共同体”的转变。在乡村社会中，市场力量的进入使得村庄治理事务基本围绕利益分配的中心，村庄熟人社会向“熟悉的陌生人社会”转变，其自治属性被治理属性“挤压”,但传统社会的“面子”、人情和关系仍在各种利益博弈中发挥着独特的联结作用，并成为协调村民公共利益关系的关键因素。
在以往的居民关系联结实践中，“行政动员—社会响应”模式借助于行政体系的权力基础，广泛、高效地调动了各类社会资源，在脱贫攻坚、应对公共事件等关键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机制性作用。但随着居民关系的持续演变以及居民联结形态的逐步转型，传统的“行政动员—社会响应”模式愈发呈现出将本应归属社会自主治理范畴的空间与事务纳入行政体系的实践特征，由此不仅可能引发民众对正式组织的结构性依赖，还存在“行政吸纳社会”的风险，使得部分社区居民仍停留在“被动式参与”和“配合式参与”阶段，不仅难以精准对接社区实际需求，还可能会忽视居民的合理诉求，不利于社区治理长远发展。同时，城乡社区自发形成的精神共同体也面临着居民自组织为了持续发展而向外扩张所遭遇的制度化困境。比如，资源获取渠道狭窄等问题限制了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发挥，更削弱了其作为精神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可持续性，使城乡社区在应对公共事务时仍过度依赖于行政力量，造成社区治理共同体难以确立、居民社区参与意愿低迷等问题。有研究认为，基层治理的资源传递模式需从“以政养社”转向“借社育社”，从向上、向外“索要”转变为向下、向内“激活”资源，提升社区在资源传递和治理中的自主性，改变社区对政府的高度资源依赖与伴随而来的“治理依赖”。
(三)社会工作的专业参与
在社区居民关系变迁的背景下，满足社区居民对于关系联结的需要愈发成为基层治理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众多研究表明，居民间的关系联结状况直接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成效和质量:在关系动力方面，培育和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助于形成社区社会资本;在关系生产机制方面，激活社区公共生活、拓展对话交流等方式有助于建立、修复或强化居民彼此间的联系和互动;在关系与社区发展方面，通过搭建“居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将“社区参与行为”转变为“有效治理行为”。拓展居民关系联结的空间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显性层面，构建“制度—关系”协同治理框架，如通过党建引领、业委会自治及社区营造项目等，重构公共空间并培育共同议题,推动社区居民在理解沟通的基础上扩大共识，促进社区治理效能提升;二是在隐性层面，完善“情感—关系”互构的治理框架，将居民间基于情感联结形成的关系网络视作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通过维护和强化这种情感关系，引导居民积极主动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实现参与式治理。
专业社会工作是满足社区居民关系联结需要的关键力量，故而被纳入基层治理“五社联动”之中。实践研究表明，通过专业力量完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居民关系构建，不仅可以改善和优化居民之间的积极关系，推动更具活力与稳定性的社区关系网络的生成,还能通过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和关系共同体四个层面的专业介入。瑏瑠，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而这需要专业社会工作在基层实践中精准对接治理理念与社区实际需求，在隐性层面搭建起从“宏观规划”到“微观执行”的桥梁，把顶层设计的制度优势有机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社会工作专业本性、培育社会治理力量，以此形成促进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整合性社区发展政策。。瑏瑡这既构成了新时代基层治理重心向居民生活下移的现实背景，也为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需要提炼社会工作实践智慧，以推动实践方法创新。
三、基于S市两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案例分析
S市友邻社区和河东村是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社区(村)，在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均面临由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已被当地民政部门列为重点基层服务社区。2022年，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护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分别承接了友邻社区和河东村的社区服务项目(文中所涉及的机构名称均已作了匿名化处理)，围绕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增强社区自我服务能力的目标，开展了一系列实践(详见表1)。基于对这两家服务中心近两年的参与式观察，本文从居民关系视角考察社会工作在处理关系边界、促进居民联结以及维持居民关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相应策略，以此归纳和反思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本土化经验及方法。
(一)社区居民关系的边界及其伸缩
案例1: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计划在一个月内完成对友邻社区居民的需求评估，而实际完成率不足一半，即便社会工作者邀请了多位社区居民协助引导入户调查，但面对入户调查，许多服务对象依旧难以向他们吐露难处，且会刻意隐瞒自己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于是，社会工作者改变了策略，尝试通过集中健康知识讲座的形式来推进需求评估工作，结果讲座现场冷冷清清，场外却尤为热闹——居民拼凑来沙发和桌椅，许久未曾碰面的老人围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唠起了家常。社会工作者再次改变策略，经过与物业沟通协调，在社区内专门规划出三个休闲区域供居民边晒太阳边聊天，并通过与居民闲聊的形式顺利完成此次评估工作。
社会工作者在友邻社区所遭遇的困难与最终的突破，实质上呈现出居民关系边界所具备的动态化特征。友邻社区居民在面对社会工作(正式组织)介入时，常会有意无意地隐瞒个人需要，并通过“选择性沉默”来构筑与外界之间的关系边界。而当社会工作者尝试借助举办健康讲座的形式来推进需求评估工作时，会场内外则形成了鲜明对比———结构化的活动空间(会场内)遭遇冷场，而非正式聚集的闲聊场景(会场外)却自发形成了社交网络。这表明，居民关系存在边界，且这种边界具有明显的场景依赖性:在缺乏情感共鸣的正式场合中，边界呈现闭合状态;而在自然生成的生活场景里，边界可能会自动消解，展现出较强的伸缩弹性。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为我们理解居民关系边界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关系网络架构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同心圆结构，家庭矛盾处于同心圆结构的核心圈层，这使得居民在面对家庭困境时大多倾向于依靠家庭内部力量自行解决。当社会工作者尝试跨越家庭这一“边界”时，居民出于对关系保护的本能反应，启动了“关系过滤”机制，以此抵御外界对其私人生活领域的过度介入。这种边界感既反映了居民对私域的保护，也反映了被服务对象对于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不信任或抗拒。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家庭外的社区圈层，居民往往展现出更高的开放性，大都乐于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参与社交互动。在本案例中，社会工作者最终顺应了居民关系的边界性特征，在后续介入过程中强化了“晒太阳聊天”此类更具公共性、生活化的关系场景。如此将专业工作目标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叙事之中，使评估过程从“问题询问”转变为“生活对话”，既尊重了居民的边界意识，又实现了信息收集的专业目标，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对于居民关系边界动态化的专业把握。这表明，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者既要坚守专业服务的规范性，也要充分尊重社区生活的自主性与多样性，在理解并顺应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关系边界逻辑的基础上，寻找到“制度性边界”与“生活性边界”的最佳平衡点。
(二)社区居民关系的联结与拓展
案例2:护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河东村建立了互助洗衣房———通过村委会动员村内志愿者免费为75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洗衣服。但洗衣房投入运行还不到一个月，拉来的几位志愿者便“找理由不干了”。据村民反映，有的志愿者“老带着自家衣服来洗”，互助洗衣房最终形同自助洗衣房。于是，社会工作者调整服务策略，针对村内老人大都“做不了饭”的难题，与某基金会合作，借助村委会和村老年协会在村内的影响力，通过与多方力量协作成立了老年食堂。老年食堂深受该村老人的欢迎，即便在基金会出现资金断档时，老人们也会自发动员亲戚、朋友捐款捐物，并到食堂帮厨来维持食堂的运转，老年食堂也因此而被村民视为“自家食堂”。
社会工作者借助行政动员力量建立互助洗衣房，实际上是将正式组织逻辑嵌入社区生活之中的实践过程，在调节居民关系方面不可避免地遇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情感方面，因缺乏日常情感积累的互动模式，易造成服务对象的“形式化参与”;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社会工作者所建立的“给予—接受”单向资源流动模式忽视了农村社区“人情互惠”的传统逻辑;在关系动员方面，社会工作者缺乏对居民基于自家利益行动取向的必要考察，这也成为阻碍公共服务拓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解决老年人“做饭难”问题时，以“吃饭”——民以食为天这一高频生活场景作为切入点，可顺利地将专业服务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之中，发展出更贴近村民实际生活需求的社区关怀模式。在关系拓展方面，老年协会与基金会合作形成资源链条，为项目开展提供了资源保障和组织支持;老人在共同用餐的日常习惯中建立了中间层的情感联结，促进了彼此的交流且满足了情感慰藉的需要;老人的亲属、朋友则形成了“社区支持圈”，他们通过捐款捐物、帮厨等行动逐渐积累起一种较为稳固的情感基础。
贺雪峰认为，互助养老技术的持续有效运行，需要有可为其提供润滑的社会资本，若仅在技术层面开展工作，“互助”形式便很难持续。“互助洗衣房”之所以难以构建起一种稳固的互助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相对忽视了社区环境建设，没有将互助关系技术置于村庄社会信任条件下。而河东村“老年食堂”充分利用乡村人情动员的力量，将家庭关系逐步拓展至家庭以外的圈层，构建起“个体—公共空间—共同体”的复合型关系网络，推动互助行为从“松散个体行动”向“集体协同发力”的转变。这也启示社会工作者，在发展社区公共空间和协调居民关系的过程中，首先要聚焦于私人领域的共性需求，在增进居民情感联结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资源与信任关系在居民关系边界之间的联结与拓展。
(三)社区居民关系的持续与深化
案例3－1: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了保障社区志愿服务的长效开展，推出了“时间银行”的服务项目。按照项目设计，志愿者能够通过为社区内有困难的居民提供服务积累相应的志愿服务时数，待日后自身有需求时，便可凭借积累的时数兑换相对应的服务。但许多居民并不相信这种看似远期的服务兑换承诺能够切实落地，故实际响应和参与者寥寥无几。最终，社会工作者不得不采用“送小礼物”等即时激励的方法来吸引居民参与。随着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撤离社区，缺乏自我运营能力的“时间银行”迅速陷入“瘫痪”。
案例3－2:护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老年食堂的成功创办为基础，推出“N家互助”与“乡贤调解队”服务，鼓励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向周围邻居扩展帮扶，村民的社交范围由此得到一定拓展。乡贤调解队充分发挥那些德高望重的乡贤在村民关系协调过程中的影响力，在2024年有效化解了10余起村民之间关于村内公共事务的矛盾纠纷，促进了该村的和谐与稳定。
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推出“时间银行”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志愿服务的长效开展，却在实践中将志愿服务异化为“时间货币”的量化交易制度体系，从而物化了“服务者—受助者”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的助人活动具有强烈的“感情介入”特征,缺乏情感交流与情感内核支撑的交易规则往往只能催生出一些较为简单、短暂的交易关系，很难形成一种长期、自主维持的互助模式。当参与方出现一些复杂情况，如后续参与者不足、部分参与者撤出时，则较易陷入一种停滞状态。而在河东村，社会工作者顺应村民“工具性支持+情感共同体”的双重关系结构，为村民搭建起“老年食堂”这样一个情感交流与物质交换的互动平台，并在这种结构下衍生出其他一些具有彼此信任、相互协作、自发解决问题特征的互动模式，如“N家模式”与“乡贤调解队”，进一步深化了村民之间的支持系统和情感联结，展现出情感性关系在基层治理中所
周飞舟认为，“一旦熟悉起来，行动者通常会努力将新型的社会关系‘纳入’(比附)自己的差序格局，或者说将差序格局扩展至新型的社会关系”。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时间银行”项目依赖于正式关系和制度的约束，在实践中缺乏一个“熟悉起来”的自然连接过程，故在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撤出之后，居民不免对远期回报的不确定性存疑，工具性交换关系中的心理平衡逐步被打破，最终导致他们参与热情不足、参与意愿低下。老年食堂则是以各个家庭为节点，以老年协会为纽带，实现了面对面的情感性互动，从而让大家在吃饭场景中“熟悉起来”，自发形成了一种情感相系、利益相连的关系形态。而这一网络关系形态的自发特征又在互助和解决纠纷领域得到了拓展。这启示专业社会工作者一定要高度重视“熟悉起来”的文化价值，通过增进居民之间的情感关系来有效推动社区自我服务网络的形成。
四、“关系增能”的提出及本土化脉络
S市两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实践表明，居民关系既具备物质性社会支持功能，又具备连接居民个体生活的情感功能;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既是将“问题询问”转变为“生活对话”的场景拓展过程，也是促进居民关系从“工具性”转化为“情感性”的过程。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社会工作以民生为本的关系营造环节，逐步让居民“熟悉起来”，以此使居民关系成为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网络的支点，并为服务网络的运行提供源于居民情感联结的自我维系力。
(一)关系建构与社会工作
法比奥·福尔盖拉伊特(FabioFolgheraiter)认为，要想让社会工作行之有效，工作者和研究者就需要密切关注个体理解自身需求的方式，以及他们通过人际网络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这也表明，社会工作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方式不仅应当有直接的帮扶策略，也要有间接的关系策略。在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有“服务治理型”和“支持建构型”两种行动策略——社会工作者既发挥着直接服务的功能，又发挥着主体育化、机制构建的间接作用。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有时往往将服务对象视为直接干预目标，并尽量确保其每一项行动都符合专业要求，如社会工作者举办健康讲座，组织志愿者为老人洗衣服等。尽管直接服务的质效尤为关键，但相关实践也表明，并非总能达至实现既定服务的目标，甚至面临着项目服务难以持续的风险。而一些看似“非专业”的工作方法却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关键在于通过信息传递和场景构建，让服务对象在个体世界与外部支持系统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发挥专业方法间接帮助服务对象的作用。
这意味着为服务对象建立起与他者相互协同的关系，是协助其主动参与问题解决的重要基础。由于许多服务对象并没有能力和机会与外界建立这种协同关系，故往往更需要专业人员提供相应支持。具体来看，从“面临问题”到“解决问题”，服务对象需要一系列的行动过程。而这一过程通常会受到服务对象所处环境、个体能力和资源环境等的限制，如由于社区缺乏自组织或处于弱关系状态，服务对象往往看不到与他者的关系对其问题解决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在关系边界的影响下很难向外有效求助。而社会工作者则可借助于居民关系的“伸缩性”特征，将服务对象与社区他人的关系由“外圈”拉向“内圈”，通过拓展服务对象与他人协作(互动)的空间，以及为服务对象构建多个层面的协同关系，间接地增强整个社区协作的“乘数效应”。如护行社会工作者依托老年食堂，激发多方支持服务网络的整体效益，进而构建起社区服务支持网络，提升了老年人应对突发情况、适应社区和参与公共活动的能力。其专业价值在于，通过微妙的互动设计，明确居民关系在社会专业工作行动规划中的位置，让“帮助”从关系的土壤中自然生长，以关系构建推动服务目标的达成，由此也为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赋能方法。
(二)“关系增能”的提出
在社会工作领域，巴巴拉·所罗门(BarbareSoloman)于1976年正式提出“增能”(Empowerment)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工作者针对服务对象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过程，目的在于减少污名成员群体因负面评价而形成的无力感”。马尔科姆·派恩(MalcolmPayne)认为，“增能的主旨，在于通过减少社会和个人障碍对于行使现有权力的影响，增强运用权力的能力与自信，以及从某些群体和个体身上转移权力，去帮助案主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与行动权”。随着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增能”的范畴从个人的微观层面延伸至人际与政治等宏观层面。但西方社会工作的“人际增能”理论更聚焦于对个体能力的培育——强调通过增强个人的资源获取能力、决策自主性等途径，助力个体积极有效地应对环境的挑战。从总体上看，西方“增能”理论的生成适应了西方社会个体化的变迁趋势，但其支持框架基本上没有超出“个体本位”的实践逻辑，这与中国社会“关系性自我”的文化逻辑存在本质区别。
本文案例也说明了西方“人际增能”理论在中国本土实践的局限性。从关系视角来看，其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关系结构下居民关系的边界性和伸缩性。一方面，“边界性”使得居民难以向家庭外的成员反映自身需求(如案例1)，外部资源也难以进入居民的生活情景;另一方面，这种边界性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其往往会依据具体情景的变化和服务对象的需要而发生一定变化。关系的“伸缩性”意味着家庭内支持关系存在拓展到其他类型支持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一种互动模式影响更大范围内的社区支持系统，最终成为一种具有文化体系运作特点的社区互动模式，这也成为社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原始基础。从介入方法来看，西方社会的“人际增能”更加强调个体主动利用人际网络实现自我增能，而中国社会的助人活动却充满了“关系”意涵，一般的“求—助”活动是在参与者的共同协商中进行的,社会工作者需要自觉地从“指导者”和“主要影响者”转变为服务对象改变的“启动者”和“联结者”，即启动服务对象的改变并使其与周围他人联结起来，或启动周围他人的改变并使其与服务对象联结起来,共同实现服务环境的改善。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工作既要借鉴西方“人际增能”理念，又要主动改进其本土化关系生态解释，依托本土化的居民关系运作机制，增强服务对象与其他群体的协同性，从而在基层治理领域达成“个体自我改善”与“社会性联结”的有机融合。
结合案例研究以及对“关系建构”“人际增能”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专业社会工作为社区居民“关系增能”的理念，即在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运用有效增进居民关系联结的专业方法，着力改善社区居民原子化、碎片化的关系状态，通过激活居民的情感联结、互助倾向等内生性治理资源，在居民关系优化的基础上，搭建更加紧密的社会支持网络，营造社区自我构建、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关系生态。“关系增能”的核心价值在于，将“优化居民关系”作为撬动基层治理的一个关键支点，通过构建信任机制、培育社区认同感、发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式，强化个体间以及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搭建起个体与他人动态交互的支持体系，引导居民在关系优化改善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能力的提升，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活力与韧性，推动居民参与从“动员式”向“自主式”转变。
(三)“关系增能”的实现机理
社会工作方法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服务对象个体能力被挖掘和强化的程度，也取决于协助服务对象与他人建立协同关系的紧密程度和持续性，社会工作方法需要从专业场景的“一元思维”迈向不同生活文化自觉的“多元思维”。从实现机理来看，“关系增能”结合了中国基层治理场域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其
具体而言，“关系增能”的实现机理包括三个核心层面:一是基于生活情景的“关系构建”。针对居民关系存在自然伸缩的“边界”特征，社会工作者可依托居民自发的互动行为，以加强居民场景化交流等形式，促进居民关系由“缩”到“伸”，衍生出兼具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联结的关系形态。二是基于社区需要的能力孵化。基于社区需要，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公共空间的塑造、集体活动的开展和居民参与能力的培育，将居民之间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联结的关系形态整合为一种具备自我修复力、自我服务力、自我发展力的社区互助生态网络，激发居民的公共行动并促进社区公共服务的自行运转。三是基于居民关系联结的治理转型。针对居民关系联结持续性不足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可帮助社区建立自我协作的运行机制，为居民争取更多参与社区公共事项的机会，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与能力，形成“居民需求—社区供给”的循环社区赋能模式，实现从“被动适应环境”到“主动创新变革”的社区治理范式转型，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由“管”到“治”的迭代生成。
(四)“关系增能”的实践路径
在“关系构建—能力孵化—治理转型”的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须承担“关系催化剂”的关键角色。在需求识别方面，社会工作者凭借场景化的专业技巧，把握居民潜在的互动需求，了解居民改变的意愿和潜在的改变能力，精准识别居民“求与助”之间的关键节点和障碍。在关系沟通方面，重点了解、考察当地居民秉持的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探寻社区的历史沿革、居住结构、文化底蕴，基于生活化的关系场景建立居民协商与讨论机制，逐步增进求助双方的相互信任。在资源利用方面，深入挖掘社区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以及文化资源，寻求居民之间在工具性互动与情感性联结之间的最大契合点，使居民了解、认识到自身改善的潜能和方式，进而推动其从“依赖外部援助”向“自主推动社区发展”转变。
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基于居民关系视角理解“关系增能”在实践中的意义及其具体应用方式。在准备阶段，依托社区管理者、社区内资深知情人等关键信息源，考察人际关系的疏密程度、不同群体间的关联模式等，规划居民关系改善的工作重点、实施步骤和预期成效。在开始阶段，了解居民之间达成“求与助”关系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创办求与助双方能够共同参与的活动，加深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信任关系，挖掘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契机，激活和增强社区共同体意识。在中间阶段，基于微观层面的信任关系基础，制定具有情感内核的交换关系的合作规则与激励机制，将前期开展的各类活动逐步提升为具备长效机制的服务项目，推动居民之间形成更稳定、持续的关系网络，实现社区内资源的共享共建与各群体实践的优势互补，提升社区整体活力与协同能力。在结束与转换阶段，以社区居民关系的持续和拓展作为核心评估标准，帮助社区组织与社区管理组织、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搭建居民与政府顺畅沟通、高效协作的桥梁，驱动社区治理生态朝着良性循环、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五、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基层治理的本质是基于人的服务和管理，其目标不仅在于解决居民的个体性问题，更在于培育居民之间“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生态，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也因此不能局限于为特定人群提供服务的方法，还应拓展为一系列促进居民关系生态健康发展的实践方法体系。
本文通过对S市两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实践案例的研究发现，居民关系既具备物质性社会支持的功能，又具备连接居民个体生活的情感功能，居民之间的信任度、互动频率、协作意愿不仅关系着居民从
“关系增能”的本土化实践路径有别于西方“个体主义”的增能范式，体现出一种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拓展实践，即“关系增能”更关注“关系”对于服务对象的影响及其互动过程，且更致力于探索促进居民守望相助的互助网络的生成与发展。从理论上看，西方社会工作的诸种理论均强调“关系”的重要性，并以心理动力理论、系统理论、生态理论等为基础，但相应地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而“关系增能”将社会资本理论整合进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关系理论的构建，有助于将治理理念创新转化为中国本土实践理论创新。从实践上看，“关系增能”作为一种立足于居民需要、依托生活场景的实践模式，有助于将居民关系联结有机转化为长期、持续的治理潜能，不仅能激发关系资源在现代基层治理中的潜力，推动居民参与由“动员式”向“自主式”转变，还能促进社区发展模式从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和规范制度的刚性约束的社区需求满足模式，逐步过渡到内生性的资源发展模式、更具活力和持续力的“共同体”式多元主体激发模式，由此为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实践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参考。
（作者王依娜系我校党的群众工作教研部讲师，陈树强系我校党的群众工作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