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对职业的单向奔赴:青年网络主播的职业选择及审视

郑建 段美玲

摘要:近年来，网络主播行业成为青年群体的择业新选择，从业群体稳步扩容。过往研究指出了网络主播行业对青年形成就业“拉力”的原因，但对青年从业现状和内部差异性的关注不足，且未能从职业发展规划的视角展开系统性分析。本文基于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网络主播从业青年的择业认知和行为动机入手，对基于不同从业动机的职业不匹配应对策略进行群体类型划分，进而从推动青年高质量就业层面提出反思。

关键词:网络主播;人-职匹配理论;职业选择;应对策略

一、引言

青年就业一直是青年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式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青年就业市场，支撑起“数字+”就业生态^[1]。有学者指出，相较于成年人，青年更易于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技术进步为青年创造了劳动需求优势^[2]。

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发展新变化，2024年7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相关机构共同公布了新修订的职业分类名录，“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兴职业正式被纳入国家职业体系。随着网络主播职业受到社会广泛认可，从业青年稳步扩容。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联合快手平台发布的《网络主播新职业发展报告》最新数据来看，截至2023年12月，有1508万人把网络主播当成主业，“80后”“90后”占比58%，成为网络主播的从业主力^[3]。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超过65%的直播从业者受过大学教育，42.6%的网络主播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1/10的网络主播在从事此职业前正在上学^[4]。可见，网络主播已成为包括人力资本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在内的青年择业新选择。

在对网络主播从业青年从业情况的相关调研中发现，网络主播月收入内部差异较大，但大多在8000元以下，月收入在2000~3999元的占比最高，且51%的网络主播都有负债;兼职比例占30.2%^[5]。可见，大部分网络主播从业青年的从业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从青年职业发展规划的视角看，从业青年的从业选择与就业现状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形成的?面对从业困境，从业者将采取何种职业调适策略和未来发展规划?从推动青年高质量就业的角度，有关部门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和引导?围绕这些问题，本研究尝试基于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的“人-职匹配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记录并分析个体对网络主播职业的择业情感、态度和观点，聚焦择业认知和从业行为动机，并对基于不同从业动机的职业不匹配应对策略进行群体类型划分，进而从推动青年高质量就业层面提出反思。

二、理论视角与文献回顾

人-职匹配理论的形成与演进，本质上源于调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客观需求。19世纪后半叶，美国基础教育体系虽经历大规模扩张，但实际教育效能却差强人意。统计数据显示，该时期中等教育普及率仅维持在11.4%水平，约九成适龄青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初级阶段后便直接进入就业市场^[6]。一方面，薄弱的职业培训体系未能提供有效能力培训支撑，那些初入社会的青年普遍欠缺岗位适配能力，陷入就业困境;另一方面，用工方却招不到岗位适配人员，持续面临技术型人才短缺的问题。这种供需结构性矛盾，不仅造成人力资源错配的经济损失，更衍生出失业潮蔓延、贫困人口激增及劳动力无序流动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909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弗兰克·帕森斯逝世一年后，其同事将其遗著《选择一个职业》整理出版。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提出要基于“特质”和“因素”的相互匹配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职匹配理论”这一最早的职业生涯辅导理论也被称作特质因素理论，奠定了现代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为指导择业者实现高匹配度职业选择和失业后的高质量再就业提供了有效分析框架。

1.人-职匹配的要素和类型划分

从人-职匹配理论来看，职业选择是个体与职业的双向奔赴，人在选择职业的同时，职业也在选择人。按照主导因素划分，可将人-职匹配类型划分为两类:一是特质导向型(个体导向型)。这种类型强调个体特征与职业特质的契合度。例如，情感丰富、创新意识突出、个性鲜明的人，更擅长从事持续创意输出与个性表达的艺术设计类工作。二是因素导向型(岗位导向型)。它强调职位需求与从业者素质的对应关系。比如，专业技术岗位要求应聘者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与技能。再如，工作环境较为艰苦岗位的从业者，需具有较强抗压能力与良好身体素质。

帕森斯在自己的职业指导生涯中，提出个体职业选择需要注重三个要素:一是要清楚地了解自己，包括性向、能力、兴趣、自身局限和其他特性。二是要了解各种职业必备的胜任条件及所需的知识，以及不同工作岗位的优势、不足、机会、前途等。三是实现上述两者的平衡^[7]。基于此，人-职匹配理论的核心架构包含四组基本命题:第一，强调个体具有可测量性特征体系，通过实证方法可对个体的能力倾向、人格特质等稳定性要素进行精确测量。第二，职业系统具有差异化的胜任力标准框架，每个岗位对应独特的素质要求模型。第三，职业决策存在明确的实施路径，人才与岗位的合理配置具备实践可行性。第四，个体特征与职业标准的契合程度与职业成就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联，适配度对职业发展效能具有决定性影响。

根据帕森斯的三要素论和人-职匹配理论核心框架的基本命题，个体作出人-职匹配度较高的职业选择，需要观照三个关键步骤:第一，需要实施个体素质评估。借助心理测评工具及结构化访谈技术，系统采集个体的生理指标、认知能力、职业兴趣、人格特质等基础数据，同时结合教育背景、实践经历等，进行多维分析。第二，需要开展职业要素解析。职业要素包括岗位属性(工作环境、薪酬体系、发展通道)、任职资格(学历门槛、专业资质、生理条件)、培养体系(教育课程、培训机构、准入标准)及市场需求等。第三，作出合理科学的匹配决策。职业咨询师基于求职者多维特征图谱与职业数据库的交叉比对，通过量化评估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协助求职者做出既符合个人特质又具备现实可行性的职业发展选择^[8]。

人-职匹配理论提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证明了人-职匹配的积极效应，但匹配作为一项涉及多层面的复合系统，其评估机制呈现动态演变的特征，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个人特质与组织结构等多元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现实中，完全匹配在组织中是少数情况，个人-环境不匹配在组织中更常见^[9]。个人-环境不匹配是指个体与组织、职务、团队等环境因素不匹配^[10]。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日趋细化的发展趋势和个体特质的显著差异性，为人-职匹配理论的发展和演进提供了推动力。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个人-环境不匹配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有学者将个人-环境不匹配划分为线性不匹配、基于职务要求-个体能力的不匹配和多维不匹配三种类型^[11]。线性不匹配，是指个体与组织中的其他人相比具有较多或较少的某种组织需要的特质、风格或价值观，不匹配和匹配可以视作是一个连续变量轴的两端^[12]。对此，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低匹配不等于不匹配。以自主性为例，低匹配意味着个体和组织都重视自主性，只是重视的程度不高，而不匹配意指个体和组织的价值观存在冲突，如个体重视自主性而组织强调微观管理^[13]。还有研究者基于不匹配的产生原因，将不匹配划分为:社会人口学不匹配，如民族、性别、年龄、工作年限、社会经济地位等的不匹配;个体差异性不匹配，如认知风格、个体价值观等的不匹配;结构性不匹配，如职务要求、工作技能、雇用协议等的不匹配;社会型不匹配，如工作结构、工作价值观、文化等的不匹配^[14]。

在网络主播青年从业意愿的相关调查研究中，经济收入、行业发展前景、个人兴趣被归结为青年从业的主要原因，也有小部分青年表示被网络主播职业价值所吸引，不仅能实现个人价值，也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问题^[15]。此外，网络主播以工作灵活自由、劳动关系简单、收入水平较高等特点，对青年群体形成了就业“拉力”^[16]。还有学者认为，网络主播职业门槛较低、自由度高，与新兴青年群体对于个性自由、有成就感的工作追求不谋而合，网络主播这一职业高度迎合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职业期待，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新兴青年群体提供了新的职业选择^[17]。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多聚焦网络主播行业对青年形成就业“拉力”的原因归结，但对其从业境况和群体异质性的关注不足，缺乏从职业生涯规划角度对从业青年行为动机的理性审视。帕森斯的人-职匹配理论及后继学者们对该理论的创新发展，在分析网络主播从业青年作出的个体导向型从业选择是否合理，以及有关从业目标和现实充满张力的形成机理研究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2.职业选择人格理论

除了帕森斯的人-职匹配理论，还有多种理论聚焦个体从业选择的影响要素与职业匹配分类研究。如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安妮·罗伊(Anne Roe)(1904—1991)在职业选择人格理论中介绍了亲子关系与职业选择的内在关联性，特别是父母的教养行为对个体成年后职业选择倾向的影响。罗伊的职业选择人格理论在职业咨询、人才招聘与人才选拔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有学者指出，在职业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可以根据来访者早期的家庭环境(如父母的教养行为、亲子关系的质量等)预测其未来可能的职业选择^[18]。此外，职业家谱也可以成为咨询师关注的焦点，通过职业家谱可以发现来访者早期的职业楷模、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职业选择的影响^[19]。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很好地弥补人-职匹配理论中对于个体层面微观视角关注的不足。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

本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其中，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为了获取代表性样本，课题组基于立意抽样，通过线下滚雪球和线上社交平台征询的方式，自2022年11月至2024年7月，以电话访谈和线下访谈的形式对北京、上海、湖南、河北、山西、安徽、陕西、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31位人员进行访谈。其中，4位表示不会从事网络主播。在27位有从业经历或正在做网络主播的被访人员中，男性有9人，女性18人;本科学历14人，硕士研究生学历4人，本科在读2人，硕士研究生在读4人，大专学历2人，中专学历1人。被访者中包括曾兼职做过且即将毕业从事网络主播的大学生、已专职从事网络主播职业的毕业生;被访人员所在地包括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访谈围绕提前设计好的访谈提纲进行，主要内容包括访谈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对网络主播的关注程度(包括关注原因、观看频次、在直播间里的情感互动等)以及选择从事这一职业的考虑、从业境况和未来打算等。在征求受访者同意后，课题组进行全程录音，并将录音资料转录成文本，对原始文本进行分析研究。访谈人员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四、网络主播从业青年“人-职业”不匹配的表征及原因

有别于人-职匹配理论的严谨和科学性，网络主播从业青年的个体职业决策是自发形成的，其过程受个体认知结构、内在倾向及需求层次的共同合力驱动，本质上是主体的主观价值取向与自我效能感的内在交互作用。因而，个体通过自我感知系统对职业信息进行认知加工，继而基于情感偏好和动机需求作出择业行为选择，很难规避职业期望与从业现实之间出现结构性矛盾。区别于对职业匹配度的量化评估范式，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路径，从个体情况认知不足、职业认知偏差、价值诉求不符等核心维度，着力分析从业青年职业选择过程中呈现的要素异质性特征。

1.从业青年“人-职业”不匹配的表征

第一，收入期待与实际收入存在张力。网络直播行业对青年形成从业拉力，离不开一些拥有流量明星光环的头部主播的“身边人”影响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处于直播行业“金字塔”顶部的“网红主播”诱发了不少青年学生心中潜藏的“明星梦”“致富梦”“女神男神梦”^[20]。由于“网红”流量和效益挂钩，网络主播本人的社会影响力可以变现为经济收益，各大直播平台因此都非常注重打造头部主播。这些拥有流量明星光环、位于直播“金字塔”顶层的头部主播，在大众眼中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人气高，他们是一些青年心中潜藏的“明星梦”“致富梦”的现实成就者，自然而然发挥了影响带动作用。访谈中，不少青年都表达了对头部网络主播高收入和发展机遇的羡慕和向往。受访者A23表示，“网络主播刚开始都得攒人气，收入不怎么样，做了一段时间后，若是直播效果好，直播间就会疯狂涨粉，不仅可以进行流量变现，收入增加，还有机会进入娱乐圈，我关注的主播中有好几个接到了综艺邀请”。

但是有调查研究显示，网络主播群体收入大多在8000元以下，月收入在2000~3999元的占比最高，且51%的网络主播都有负债。在27名从业被访者中，仅有2名被访者表示收入可观，其余被访者情况都差不多，收入很不稳定，且月收入1~3000元不等，偶有打赏，但金额很少。

第二，职业价值期待遭遇职业歧视。有学者在对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的就业动机调研中发现，“有发展空间、能展示自己的才干和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等观点在从业者的就业动机中占比较为突出。从学历角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看重个人兴趣与发展空间，大专以下学历则更看重兼顾家庭和入行要求简单^[21]。从就业动机角度来看，从业青年对这份职业价值抱有期待。受访者这A12谈道:“我最初是把直播当成副业来做的，我有自己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不是体制内的，但收入还算可以。后来选择全职做直播，也不全是为了钱，主要是直播时有很多网友表达喜欢我，在直播间支持我，被人认可的感觉太好了。”

但是对青年从业者的研究发现，从业青年预期中的职业价值期待在现实中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实现，相反，从业实践中职业歧视现象较为常见。调查数据显示，就新业态青年面临职业歧视问题的普遍性而言，网络主播面临的网络暴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突出^[22]。访谈样本中有4位青年明确表示不会从事网络主播行业，虽然各自原因不同，但直接或间接都与对网络主播的职业看法相关。其中，一位男青年对网络主播的职业评价是“上不得台面”“哗众取宠”，并表示自己不太想从事这种娱乐别人的行业。他表示:“我已经是研究生学历了，我家人也希望我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会考虑从事网络主播这种娱乐性质比较明显的工作。而且我一个男生，真学不来那些网络直播话术，有些男主播也会叫直播间观众或听众‘宝宝’‘哥哥’‘姐姐’，收到礼物还会说类似于‘爱你’的话，我听着都很难受，别说让我对着一群陌生人说了。况且我要是真的去直播，让我同学刷到了，那多尴尬。”

还有两位受访者表示不会选择网络主播行业，主要是家人不会支持。其中一位被访者说:“我父母都是高中老师，从小跟着父母在学校里面长大，对教师这个职业有非常特殊的感情，现在读研也是为了能提升学历，去更高层次的学校当老师。”此外，还有一位被访者表示身边朋友都在比较体面的单位就业，不想承受来自朋辈的心理压力。受访者表示，“其实网络主播没什么不好的，但我的同学们都是进了大厂或者在事业单位工作，我从事网络主播的话，和他们的差距太明显了，我自己会有心理落差，所以不会考虑这个行业”。

第三，轻松自由从业表象下潜藏不小的职业发展压力。网络主播职业准入门槛较低，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人也可以加入。只要一部移动设备、一个账号就可以成为网络主播。受访者A03提到，“直播需求量特别大，尤其是寒暑假，各个平台都在招聘全职和兼职主播，而且对学历的要求很低，工作的硬件设施只需要电脑和耳机。网络直播的收入虽然不稳定，但只要按时工作，依然可以保障生活，并且晋升机制比较简单，流量和粉丝为王，转岗时也比较容易”。而且直播行业工作灵活性强、自由度高的特点赋予了主播在工作内容、时长，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自由度，这成为吸引大部分青年从业的原因之一。受访者A05表示，“网络主播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比较灵活，时间安排比较自由，可以自行选择直播时段、直播时长、直播内容”。

此外，轻社交也是吸引青年从业的原因之一。在直播间，包括主播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昵称或代号，所有人都是网络世界中的一个代码。网络直播的虚拟性特点，赋予了直播间里的每个人都能保持相对独立的隐私空间。对于那些偏爱轻社交，特别是逃避现实社交的青年来说，网络直播间的社交虚拟性特点被放大，成为吸引其从业的首要原因。受访者A11表示，“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交太累了，路上和不熟的同学老师打招呼非常尴尬。但是在网上就不一样，隔着网线大家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音频主播甚至不需要露脸，直播间里你们可以互相分享经历、心情，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也不需要害怕无意间的某一句话就会引起对方不快。网络直播间充分满足了我的社交需求”。受访者A18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表示，“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没那么高，能找到一份不需要太多现实社交活动的工作才是重点。网络主播待遇和工资非常明确，只需要拥有电脑即可，而且可以选择不露脸，对于我这样的社恐来说，非常适合”。

但是，网络直播行业虽表面呈现从业者自主性和灵活性特征，但其本质仍遵循流量驱动型经济模式的运行逻辑。该职业的商业价值转化与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的协同作用:其一，从业者人格特质与内容垂直领域的适配性;其二，专业化艺术表演能力的储备程度;其三，实时互动场景下的内容创新与呈现技巧。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从业者在高度竞争市场中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其耦合效应直接决定个体在行业生态中的发展潜力与市场地位。主播本人特质和直播赛道的匹配度，以及主播的才艺和直播水准，决定了是否能脱颖而出，轻松自由表象之下潜藏着不小的职业发展压力。

2.从业青年“人-职业”不匹配现状的成因

根据帕森斯的“人-职匹配理论”，青年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既要对自己的主观条件有清晰的认知，同时也要了解目标岗位的特性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匹配度较高的职业选择。从人-职业匹配理论视角来看，从业青年“人-职业”不匹配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自身特质认知不够，对网络主播职业要求也不甚了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宽了青年接触和了解社会的渠道及视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消息壁垒和择业就业方面的信息差，减少了择业的盲目性和专业限制。但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体制内就业难度加大，青年开始把目光投向新兴职业，但其实对新行职业的了解和体验并不深入，误认为网络主播职业的“新”体现在就业准入门槛低。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网络主播定义和工作任务的界定，一场直播活动若按照不同时段进行划分，网络主播的工作可细分为不同的内容。直播前，要进行用户需求分析、直播内容策划、直播脚本准备;直播中的工作内容包括IP形象塑造、价值内容呈现、组织互动活动;直播后，还要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优化等。由此，不同时段的工作内容，对应产生了不同的岗位需求。例如，可细化出编导、摄像、运营、化妆、服装、商务对接等职业分工。由此可见，网络主播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就业门槛并不那么低。

第二，择业行为动机并不是从人-职业匹配度出发，而是从职业期待出发。职业选择动机的形成机制并非基于传统人-环境匹配理论所强调的个体特质与职业特征的契合度，而是以个体职业发展期望作为核心驱动力。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通过职业愿景的建构来指导其职业路径选择，而非单纯依据现有的能力-岗位对应模型进行适配性分析。

此外，还有部分青年抱着边走边看的择业心态，将网络主播当作职业过渡期的替代，从业随意性比较大，在择业过程中普遍存在忽略人-职业相匹配倾向。受访者A19表示，“如果毕业以后，我找不到正式的工作，会选择进入这个行业，因为直播行业没有什么硬性要求，只要有部手机就可以，我可以边直播边找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只要能挣钱养活自己就行了，网络主播也没什么不好的”。

第三，从业青年的职业期待一定程度上受到网络主播线上情感劳动的影响。头部主播的网红效应，加上直播间里的部分主播会刻意营造人设，这些会对青年群体产生不小的职业认知影响。对此，有学者从情感劳动的角度指出，网络主播在直播中展演自己的个性和生活，常态性的持续展演就以个性和生活为素材完成了线上情感劳动的过程，众多主播的展演汇集就构成了线上情感劳动。网络直播间的类社会关系是在双重接合性情境中，由主播的关系实践和情感实践所操弄、观众单向想象的亲密关系^[23]。在观看主播线上情感劳动过程中，青年会不自觉地代入、对照自身，由此，主播的线上情感劳动能最大限度地唤起其情感共鸣，并反馈到青年的行业认知和职业选择中。受访者A20提到，“我平时关注网络主播比较多，比较喜欢这个行业，而且学会了一些直播技巧，感觉自己也能胜任，要是有机会，毕业以后会选择做网络主播”。

五、网络主播从业青年的职业不匹配应对策略

随着人-职匹配理论的发展演进，这一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有学者归纳出个体应对人-环境不匹配情况的五种策略:适应、退出、建言、行为疏离及印象管理。其研究揭示，当个体感知到不匹配时，首先会进行适应性评估，当其愿意接受不匹配时，则进入适应过程;若拒绝接受，会触发外部职业机会评估机制，当存在外部职业机会时，个体会选择退出，若缺乏选择机会，个体则会采取建言、行为疏离与印象管理等策略应对。譬如，印象管理强调在保持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策略性自我呈现与组织达成表面共识^[24]。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个体还会采用认知重构策略，即通过意义转化，将不匹配重新定义为个性彰显的手段，从而增强个体的心理接纳度^[25]。

此外，有学者归纳出个体应对个人-环境不匹配的三种策略:解决策略、缓解策略和顺应策略。第一，解决策略。解决策略可细分为空间转换与适应性调整两类。空间转换策略又可细化为组织退出和内部流动。组织退出指通过离职重建适配关系，内部流动指在原机构内进行职位调适。适应性调整策略则可细分为环境改造与自我调适。第二，缓解策略。此策略聚焦于提升个体对不匹配状态的耐受性。第三，顺应策略当上述策略未能有效改善适配状态时，个体会转向顺应策略。从解决策略到缓解策略再到顺应策略，这一策略演进路径体现了个体从主动干预到被动调适的动态适应过程^[26]。学界有关人-职不匹配的相关研究，为审视网络主播从业青年的从业现状及未来发展，特别是进行政策层面的反思奠定了理论基础。

1.离开:重新择业

有学者在对网络主播从业青年的调查中发现，61.9%的青年表示未来可能返回家乡创业或尝试经营小买卖^[27]。课题组在访谈中发现，这一应对策略在当下的从业青年中依旧普遍性存在。受访者A01表示:“不会再从事主播行业了，因为没有特长，所以只能选择聊天主播，看似简单，实则特别消耗人。时时刻刻注意不能说错话，也没有平时自己看到的那样轻松自由。”

选择离开主播行业的青年，主要是因为感受到了行业和同行发展压力。一是技术迭代加速了行业替代风险，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网络主播职业未来发展空间被挤压，行业面临“技术替代”挑战。二是行业内竞争加剧，职业发展的健康成本提高，个体面临“后来者替代”挑战。受访者A10说:“已经在考虑转行了，做直播尤其是我这种带货直播，太消耗身体了。刚毕业的时候就想挣钱，身体也好，但是时间长了，身体频频亮红灯。经常昼夜颠倒，作息饮食都不规律。这两年可能就退出这个行业了，未来可能会选择考公考编，或者自己开店，总之不会再做直播了。而且直播行业也越来越卷，都开始出现AI了，我的可替代性太强了，分分钟有更年轻更有干劲儿的人进来和你竞争。”

2.积极留下:行业内重新规划与提升自身并举

从个体对不匹配状态的耐受性来看，这部分从业青年可以正视不匹配问题，对行业仍然抱有积极态度，对自己从业现状满意度高于选择离开的那部分青年。这部分从业青年会通过对自身直播行为微调、加开直播账号、更换直播赛道以及选择更专业的公司等举措，提升自己和岗位的匹配度。被访者A04表示:“目前还是打算继续从事主播的行业。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能够坚持下来，一开始给自己的定位是情感领域，这个领域已经快饱和了，可能自己视角独到，言语犀利，吸引了一帮粉丝。但现在年轻人的负面情绪或者消极情绪太多了，情感问题也五花八门，他们更多还是把我的直播间当成垃圾桶，把我当成可以倾诉的对象，所以我稍稍转了型。目前有了一定的粉丝，有商家来对接推广什么的，我在别的平台也开通了账号，虽然不能说大富大贵，但收入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很满意。如果问我未来想要依靠什么继续吸引粉丝的话，可能会对接更加专业的公司，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还是太有限了，宣传引流也不到位。如果公司给力，说不定我的事业还能更上一层楼。”

3.消极应对:暂时性、可终结的过渡阶段

这种类型的个体对不匹配状态的耐受性介于离开和积极应对两者之间。对不匹配状态的应对措施，既规避了即时性退出的激烈反应，也未达到主动重构职业路径的积极程度。这种中间态应对举措为职业过渡期管理提供了缓冲空间。通过时限预设，即将现状界定为暂时性、可终结的过渡阶段，或者根据附属职业定位将其视为主业之外的补充，支撑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多是兴趣维度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层面的意义建构。被访者A13说:“我会继续直播的，只要有空，就会进行游戏直播，直播的时候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没观众也可以到时候看回放进行复盘。反正自己打游戏也是打。我其实还挺喜欢或者说享受游戏直播的过程的，又不是为了挣钱，自己可以自由发挥。”被访者A26也表示，“会继续做直播教学。挣钱不是我做直播的目的，有很多小粉丝会留言或者和我互动，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很有价值”。

六、结论及讨论

近几年，网络主播青年从业群体不断壮大的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青年在择业就业方面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透露出新时代青年的自我审视和反思。总的来说，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新业态的发展使得当前的青年就业形式更加丰富，大批青年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青年的择业和就业观。鉴于当代青年“网络冲浪”的特点和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各大直播平台和社交平台输出内容、分享个人生活、探索网络主播这个行业的现实，本文主要以网络主播从业青年的职业认知和择业行为动机为切入点，对其从业现状进行审思。

首先，在个体特质层面，青年个体的性别、学历、性格特点、实践经历等因素与心理特质交互作用，在青年择业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抱有对直播行业的高收入期待，是青年选择从业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高收入期待源自直播行业“金字塔”顶端的头部主播的影响。这部分网红主播取得的现象极成功为大量怀揣“一夜暴富”梦想的普通青年赋能，这些青年不断自我激励、自主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奋斗在直播数字劳动行业。此外，性格比较内向、社恐心理比较严重的青年基于网络直播可以有效避免现实的面对面社交，将其作为满足自己职业期望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一择业动机呈现显著的回避型择业特征。在年龄、学历、实践经历没有明显差异时，女性更容易把网络主播放入自己的职业规划中。总体来说，从职业规划视角看，多数青年网络主播从业人员在择业时，既没有深入了解职业特质和岗位特性，也没有关照职业需求与个人素质是否匹配。职业规划的缺失、个体对行业认知不足、个人能力与岗位特性的不适配反映出其从业选择只是个体基于职业期待的单向奔赴，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其次，原生家庭和朋辈群体显著影响了青年从业观点态度。这里，原生家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父母的教养行为及其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影响青年对主播群体的关注程度、主观看法、职业选择。朋辈群体的影响，主要是指身边朋友、同学对网络主播的观感以及其自身的从业情况，会对青年个体进入网络主播行业产生促进和排斥的影响作用。

最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就业形势对网络直播行业的成长壮大起到了加成作用，助推了青年进入直播行业的脚步。网络主播行业的从业低门槛，以及主播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迅速变现为经济收益的行业特点和优势，为青年自由灵活就业创造了现实可能性，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尤其是吸纳了一批处在择业期、待业期的大学生加入。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直播已经深深嵌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秀场类主播，还有带货主播、生活主播、教育主播、旅游主播、情感主播等。各种类型的主播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青年思维活泼，在关注网络主播时，更容易受到其通过人设、语言、穿着甚至是直播间传递出的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包括网络主播群体的收入水平、职业认知等。青年在这种真假不定、虚实掺杂的信息影响下产生的对网络直播行业的期待，往往难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对高学历青年来说，即使他们选择了网络直播这一行业，来自朋辈体制内就业的心理落差也会促使他们离开。这种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无论是对于青年个体来说，还是对于整个行业或社会的长期发展都是不利的。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学校、社会、国家共同发力，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构建系统的心理调适机制，缓解大学生的“社交恐惧”及就业压力，引导其对某一群体或职业进行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出价值判断和职业选择，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促使专业人才流向专业领域和专业岗位。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大对网络直播从业人员的管理和整个行业监管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从源头上减少网络直播对青年价值观念、思想理念和职业选择产生的消极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重点项目“价值虚无主义思潮对青年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666200107)的阶段性成果]

郑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段美玲: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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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