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世界政党政治中的“青年要素”：样态、逻辑与影响

　　青年群体作为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正在成为重塑全球政党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理解世界政党政治的演变不能忽视“青年要素”。“青年要素”指青年人口结构、利益诉求、政治态度和参与方式等共同作用于政党组织、选举竞争和政策议程的综合表现。近年来，多国选举与政治动员表明，青年选票影响权重上升，青年政治人物崭露头角，青年对传统政党的稳定依附减弱，其流动投票、议题化参与和数字动员日益活跃。与此同时，部分青年群体的政治疏离和极化倾向也更加突出，其不满情绪可能被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力量利用。“青年要素”的新变化正在影响政党的支持结构、竞争方式和政策议程等，也给政治生态的稳定性与包容性带来新挑战。

百年变局下世界政党政治中“青年要素”的多维样态

　　2025年被广泛称作外国Z世代“觉醒之年”，这一标签背后折射出全球青年政治意识的普遍提升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变革。在全球治理领域，青年的参与价值持续凸显，青年既依托联合国框架下各类制度化青年议事平台参与多边磋商，也通过民间跨国行动等方式传递诉求，以双重参与路径共同推动全球性议题落地。在各国政党政治中，青年群体的投票行为、诉求表达与组织动员，正在改变传统政党的支持结构与竞争策略。越来越多的青年政治家步入政治舞台中央，成为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但在全球右翼思潮抬头的背景下，部分青年群体的失落情绪遭到极右翼政党的刻意裹挟和利用，成为推动极右翼政党崛起的重要社会基础。青年政治能量一旦缺乏有效制度通道予以引导，极易被特定事件触发，形成“对抗”甚至“反抗”的重要力量，给相关国家政治生态带来强烈冲击。

　　一、政党政治中的青年力量崛起

　　随着外国Z世代逐步达到法定投票年龄，其正在成为影响政党竞争的重要力量，但这种影响并不表现为青年整体转向某一特定政治方向，而更多体现为政党选择的明显代际差异。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此次选举中，中间政治力量明显收缩，选择党得票率由上届的10.4%升至20.8%，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左翼党得票率也由4.9%升至8.8%。从年龄结构看，不同代际的投票选择差异十分突出。调查显示，在18—29岁选民中，左翼党和选择党的支持率分别为23.2%和21.4%，而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为13.4%和11.0%；在60岁及以上选民中，联盟党和社民党的支持率则分别达到38.2%和23.2%，左翼党和选择党仅为4.4%和14.2%。这一对比说明，德国青年选民与年长选民之间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政党选择差异，青年选民更多流向传统中间政党之外的政治力量。

　　德国的情况并非孤例。在美国，随着政治极化加深，Z世代的政党认同也表现出较强的分散性，性别、种族等因素进一步拉开青年内部政治差异。从更广范围看，美欧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近年来都在发生变化，党员规模和稳定支持群体有所收缩，青年与传统政党之间的联系也趋于松动。日本政党政治中，青年选民的党派归属弱化同样明显。言论NPO于2024年开展的调查显示，没有特定支持政党的受访者占52.3%，高于2023年的49.9%和2022年的44.0%；其中，20—29岁群体的这一比例由2023年的62.4%升至2024年的70.9%，30—39岁群体则由55.6%升至59.8%。这表明，日本青年无党派比例不仅处于较高水平，而且在2023—2024年进一步上升。青年政治家的强势崛起，是当代政党政治走向年轻化的另一鲜明标志。相较于传统政治人物，新生代政治家更擅长塑造亲和、自然和现代的公共形象，因而更容易俘获青年选民的认同与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1989年出生的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出任总理，使其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府首脑。芬兰曾由年仅34岁的桑娜·马林（Sanna Marin）出任总理。德国绿党推出40多岁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角逐总理宝座。法国绿党则由39岁的玛丽娜·通德利尔（Marine Tondelier）领衔冲击总统大选。越来越多的主流政党不再单纯倚重资历与辈分，而是主动将青年政治人物推向前台、委以重任，本质上正是希望通过代际更新，拉近与年轻选民的距离，重塑自身在青年群体中的政治吸引力。

　　二、主流政党治理失效与青年的制度性政治疏离

　　在百年变局时代背景下，部分主流政党对青年诉求的回应流于形式、落地不足，难以切实解决青年的现实发展难题，致使青年群体对传统政党政治的信任持续弱化、制度性参与意愿不断走低，呈现线上议题参与积极、线下政治活动疏离的差异化样态。

　　政党没有抛弃青年，青年却可能抛弃政党。青年群体的投票潜力本应得到更加充分的挖掘，是极具价值的政治资源。但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调查显示，15—24岁青年投票率仅为36%，约三分之二的青年选民未参与投票，青年投票率整体偏低。事实上，青年选民投票率小幅提升，便足以显著重塑政党选举的整体格局。选举期间，围绕青年关切提出政策主张、推出年轻候选人，已经成为争取青年支持的常见做法。但竞选中的青年动员，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青年在日常政治中的持续参与。现实中，一些面向青年的政策和参与机制到了执行环节，往往难以真正回应青年面临的问题。对非洲“青年震荡”现象的研究指出，许多非洲青年感到自身与政府之间疏离，政府推动的政治改革和相关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同青年面对的现实困难联系起来，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这种脱节表现得尤为突出。类似情况在近期尼泊尔政坛的变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2025年当地爆发“Z世代抗议”，青年通过数字动员掀起全国抗议的浪潮，本质正是主流政党治理缺位的集中爆发。尼泊尔传统三大政党面对青年提出的反腐败、就业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等现实诉求，仅采取外部化叙事、象征性人事调整、政党重组等“体制惯性”策略来应对，从而进一步加深青年群体与旧政党体系之间的隔阂。尼泊尔民族独立党并未直接领导街头抗议运动，但敏锐捕捉到Z世代释放的变革诉求，主动承接被传统政党忽视的青年不满情绪，将其反腐、善治诉求转化为自身竞选主张。其借此推举“90后”巴伦德拉·沙阿参选并在2026年大选取得大胜，大批青年议员进入议会，打破了老牌政党垄断政坛的格局。这也反映出新兴政党依托疏离于旧体制的青年力量实现对既有政党格局的突破。

　　当代青年群体对以主流政党为核心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持疏离态度，全球青年传统民主选举参与率持续走低，线上活跃、线下淡漠的差异化参与特征，成为百年变局下世界政党政治中“青年要素”的典型形态。这种参与分化并非青年政治冷漠所致，而是青年群体对主流政党长期政策失焦、治理缺位的理性回应，深刻折射出传统政党制度与新生代政治诉求的结构性错配。

　　三、右翼思潮下的青年极端化倾向

　　在全球右翼思潮抬头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下，部分青年群体的不满情绪被极右翼政党利用，成为推动其崛起的重要社会基础，青年群体极端化倾向成为世界政党政治中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资本力量不断渗透政党运作体系，日本的“金权政治”、美国的“金钱政治”、韩国的“财阀政治”，这些政党资本化的直接后果是宣示代表普通人的反建制政党兴起，给政治秩序带来冲击。政治资本垄断催生大量社会矛盾，促使标榜维护普通民众利益的反建制党派快速崛起。

　　同时，极右翼政党对青年群体的动员与吸纳，呈现明确的目标导向与策略性。德国选择党作为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代表，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不断扩大影响力。该党政治纲领以情绪化、反建制、反移民等内容为噱头，渲染移民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传统政党的腐败无能等议题，成功吸引部分对现状不满的青年选民。在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选择党领袖魏德尔称该党取得“历史性的成绩”，已在德国政治版图上“牢牢站稳脚跟”，甚至暗示“加入政府只是时间问题”。2026年9月，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跃居该州议会第一大党。虽然该党席位尚未达到单独组建州政府的绝对多数门槛，但是此次州级选举结果意味着选择党已经由抗议型政党演变为德国政坛常态化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是助推选择党在选举中声势走高的重要票源，部分对现实境遇不满的青年被其反建制叙事所吸引，为该党扩张提供了民意基础。选择党的突破也引发外界对德国政治生态、欧洲右翼化以及欧洲一体化前景的关注和担忧。

　　除了选举领域的动员，极右翼组织还通过线下活动、网络社群等方式，向青年群体传播极端思想。在部分欧洲国家，极右翼组织利用青年的就业困境与身份焦虑，举办所谓“青年论坛”“爱国集会”等活动，宣扬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极端理念，甚至吸纳青年加入其准军事组织，从事暴力冲突、种族歧视等违法活动。社交媒体成为极右翼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极右翼力量利用Facebook、Instagram等青年常用的社交平台，并借助短视频、表情包和网络亚文化等载体，将极端思想包装成现代、娱乐化和“易于消费”的内容，甚至嵌入饮食、体育等日常生活话题之中，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传播。这类传播方式不易被识别，对青年群体具有较强吸引力。

世界政党政治中“青年要素”的生成逻辑

　　百年变局下，“青年要素”在世界政党政治中从隐性变量转为显性力量，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技术革命赋能、全球思潮激荡三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结构性矛盾生成：青年政治势能积聚的社会土壤

　　青年群体政治诉求的萌发，根植于人口结构、教育禀赋与经济周期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矛盾，青年预期与社会现实的落差持续拉大，不断积蓄“颠覆”和“反抗”的势能。一方面，全球化为青年提供更为广阔发展空间与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跨国贸易等领域，青年群体凭借其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获得快速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全球范围内竞争，发达国家的青年面临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压力，而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则面临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旦经济增长步入瓶颈阶段，教育投入的市场回报率下滑、体面优质就业供给稀缺、阶层流动遭遇制度性壁垒等问题接踵而至，青年群体就极易滋生被剥夺感与发展受挫感。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加剧青年就业的不稳定性。一方面，传统行业岗位持续缩减，就业市场的稳定性显著下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到2030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转型带来的岗位创造与岗位替代将涉及当前全球正式就业岗位的22%，其中预计创造1.7亿个新岗位、替代9200万个现有岗位，最终净增加7800万个就业岗位。值得注意的是，就业岗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青年更容易获得稳定而有保障的工作。另一方面，新产业、新职业不断出现，对劳动者更新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在不少国家，学校教育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仍存在脱节。灵活就业在青年中日益常见，其虽然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准入门槛，却往往伴随着收入波动、社会保障不足和职业发展路径不清等问题。对许多青年来说，“有工作”并不等于拥有一份能够提供稳定预期的体面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就业处境下，工作是否稳定、机会是否公平、未来是否还有发展空间，越来越成为青年观察社会现实、评价政党政策的重要尺度。

　　二、技术革命赋能：青年政治参与的工具革新

　　技术革命降低了青年政治参与的门槛，增强了青年表达诉求、组织动员和影响政治议程的能力，成为“青年要素”在政党政治中凸显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交媒体丰富了青年接触政治信息的路径与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青年不再只被动接受既有政治信息，而是会主动比较不同观点、选择自己关注的议题，并参与信息的再传播。在2026年巴西大选中，不少青年通过WhatsApp群组、TikTok短视频等渠道传播反腐败、教育改革等主张，形成较强网络声势。2025年马达加斯加Z世代抗争运动则更加典型。当地青年以“Z世代马达加斯加”的名义在网络上快速组建群组，通过Facebook、Instagram建立传播渠道，并利用Discord和Signal开展组织协调。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不再只是围绕既有信息发表评论，而是开始自行搜集材料、核查情况。表情包、讽刺段子和流行文化符号等表达方式，也使政治议题更容易进入日常传播。

　　社交媒体虽扩大了国外青年政治参与的空间，但并没有消除现实社会中的资源差异，还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数字参与本身存在门槛。网络条件、智能设备和数字技能更多集中于城市青年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一些乡村和低收入青年仍很难充分进入网络政治空间。二是网络动员往往没有明确的组织中心，这使青年行动能够在部分参与者退出甚至被限制之后继续维持，但缺少稳定的组织主体意味着青年提出的分散诉求很难进一步汇总为清晰的政策主张，更难进入谈判、协商和政策制定等程序。数字技术虽降低了青年表达和参与政治的门槛，却未必能够解决后续问题。如何把短期的网络动员转化为持续的制度参与，仍是数字时代青年政治参与的难题。

　　三、思潮碰撞与价值分化：青年政治态度的深层根源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类政治思潮在青年群体中相互碰撞。民粹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所关注的问题虽不相同，却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青年面对的现实处境相联系。就业压力、社会流动、生态环境、身份认同等问题进入青年日常生活后，也会影响他们如何认识政治、如何评价政党以及选择何种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因此，当代青年的政治态度随着利益关切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出现明显分化并反映到政党支持、议题选择和政治参与之中，成为理解当前世界政党政治中“青年要素”的重要方面。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部分青年，与其对现实问题所提供的解释方式有关。部分青年对传统政党的治理能力和既有政治秩序产生不满，而民粹主义往往用更加直白的语言解释这些困境，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政治精英失责、利益分配不公或特定群体冲击，并以“改变现状”为口号回应青年的不满。这种解释虽未必能够真正解决青年面对的发展难题，却容易在不确定性较强的环境中获得认同。已有研究发现，在民粹主义政党的持续动员下，部分青年可能出现政治认知单一化、政治态度激进化、政治参与极端化、政治信任低迷化与政治认同消极化等变化。

　　民族主义思潮升温也在重新塑造部分青年的身份认同和政治选择。当个人发展机会减少、就业竞争加剧时，青年更容易把现实压力理解为外部竞争加剧或外来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结果，由此更加重视本国就业、边界管控和文化传统等议题。这种心态虽不会使青年整体转向民族主义，但确实为强调国家安全、产业保护和移民限制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更大支持空间。与此同时，不同青年对全球化、移民和国家认同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民族主义议题进入政党竞争后，又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差异，使青年在政党选择和议题立场上表现出更明显的分化。

“青年要素”对世界政党政治的深层影响与现实挑战

　　“青年要素”的凸显不仅表现为青年选票、政治人物和参与方式的变化，也对政党的竞争方式、组织调整、政策供给以及政党格局产生持续影响。青年群体党派依附减弱、议题表达能力增强为政党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青年政治表达的流动性、碎片化极有可能被民粹主义和极端力量利用，也会增加政党格局重组和政治生态波动的风险。

　　一、改变政党竞争与组织吸纳方式

　　青年选民对党派依附减弱正在削弱传统政党的支持基础，并为新兴政治力量进入选举竞争创造空间。非洲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22年在尼日利亚开展的全国调查显示，35岁及以下受访者中63%没有明确政党偏好，高于35岁以上群体的51%。该机构随后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获得青年群体积极支持的劳工党候选人彼得·奥比（Peter Obi）改变了两大政党主导的传统竞争格局。尼日利亚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INEC）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大选登记选民中，18—34岁青年达3706万，占39.65%。这意味着，规模庞大而归属未定的青年选民不仅增加了选票权重，还会削弱传统政党对选民的锁定，扩大中小政党和非建制候选人的竞争空间。

　　青年选票影响的扩大并不意味着青年会自动进入政治决策层，为缩小青年选票权重与政治代表之间的落差，一些国家开始以候选人配额等方式推动政党扩大青年候选人供给。例如，厄瓜多尔2022年通过法律，要求议会选举候选人中18—29岁青年所占比例不得低于25%；到2025年，该国30岁及以下议员比例由2023年的5.1%升至13.9%，在各国单院制议会和下院中居第二位。事实表明，只有将青年吸纳进候选人遴选等制度环节，青年支持才有望进一步转化为实际政治代表性。

　　不过，制度性吸纳本身并不等于实质代表。如果青年候选人增加或政党青年组织规模扩大，同时缺乏相应的议事权和政策影响力，青年就只能充当政党招募成员和开展竞选动员的工具。针对政治精英的调查实验发现，政党政治人物不会仅仅因为某项主张来自本党青年组织就调整政策立场；青年组织能否产生影响，更多取决于其能否提出立场鲜明的政策主张，或者就相关议题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专业意见。因此，衡量“青年要素”对政党组织的影响，不能只看年轻候选人的数量或青年活动的规模，还应考察青年组织是否具备稳定的政策表达能力，能否进入候选人遴选、党内讨论和政策形成等关键环节。否则，政党对青年的吸纳仍可能停留在重竞选动员、轻政策参与的层面。

　　二、推动青年关切进入政党政策议程

　　随着青年选票权重上升和利益表达能力增强，就业不稳定、住房负担、教育成本等问题不再只是分散的一般社会议题，而日益被政党置于代际公平、发展机会和社会流动的框架下加以回应。政党也由笼统承诺“重视青年”，转向提出就业促进、住房支持和教育保障等明确方案。不过，政策文本中出现青年议题，并不意味着政策议程已经发生实质转向。只有当相关诉求进入政党纲领和政府施政重点，并进一步落实为法律规范、专门机构、财政投入或持续性项目时，青年关切才真正由竞选议题转化为制度化政策议程。

　　巴西青年政策的演进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转化。2005年巴西通过第11.129号法律，设立国家青年事务秘书处和国家青年委员会，并启动“青年融合计划”，将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和社区参与纳入综合性青年项目。2013年，巴西颁布《青年法》（Estatuto da Juventude），从法律层面进一步确认青年权利，并明确青年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向。青年议题由过去分散在教育、就业等部门中的局部措施，逐步上升为具有专门机构、参与渠道和权利规范的跨部门政策议程，其政策转向更体现在国家施政中青年议题地位的提升和制度载体的变化上。

　　然而，青年议题的制度化并未自动带来政策效果。巴西的青年政策虽然持续推进，但青年获得体面劳动的比例却未显著提高；巴西国家教育规划还存在“政策许诺大于财政承诺”、跨部门协调不足、项目衔接不稳等问题。这说明，“青年要素”可以推动政党和政府调整议题排序，却不能自动克服政策执行能力不足。只有将青年政策承诺落实为稳定的财政投入、明确的部门责任、持续的项目衔接和有效的评估机制，青年关切才能由制度文本转化为实际政策成效。否则，所谓“政策议程转向”仍可能停留在象征性回应层面。

　　三、重塑政党格局并增加政治生态张力

　　当青年选票流动、候选人供给和议题表达在多个政党之间累积时，其影响便会由单个政党的策略调整上升为政党格局的整体变化，促进既有政党加快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新。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显示，塞内加尔2024年选举后，40岁及以下议员占比由15.2%上升至31.5%，这一变化与选民对传统政治建制之外较年轻政治人物的支持密切相关。这表明，“青年要素”并非只会增加选举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减少新兴政治力量进入制度政治的障碍，扩大政治代表的多样性，为政党体系注入新的竞争力量。

　　但支持结构的开放也可能增加政党竞争的波动性。当主流政党不能通过组织和政策渠道有效吸纳青年诉求时，民粹主义政党便可能利用青年群体对现实处境和政治精英的不满扩大支持。针对西班牙2003名受访者（其中包括481名18—27岁青年）的调查发现，对未来持悲观预期的青年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诉求吸引，其中左翼青年较易认同反精英主张，中右翼青年则更易接受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表达。在这种情况下，青年选票的流动可能进一步表现为反建制投票，为民粹主义和激进政治力量扩展提供支持空间。政党竞争也可能由具体政策方案之争转向“人民—精英”等身份化对立，从而压缩政党之间的妥协空间，增加政党格局碎片化、政策连续性下降及政治生态不确定性等风险。

　　由此可见，“青年要素”并不天然导向政治革新或政治极化，其影响取决于青年诉求能否被政党政治有效吸纳和制度化转化。如果政党只是借助青年争取选票，却不能为青年提供稳定的利益表达、党内参与和政策反馈渠道，青年参与就可能由政治活力转化为反建制情绪，并加剧政党竞争的对抗性。反之，如果政党能够把青年参与由临时性选举动员延伸至候选人培养、党内协商和政策评估等环节，青年群体的流动性和批判性便可能成为推动政党更新、改善政治代表性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将不断增强的青年政治能量纳入稳定、开放而有效的制度轨道，是“青年要素”凸显背景下各国政党共同面临的现实考验。

　　（本文作者系我校国际交流处处长，文章转自《当代世界》2026年第10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