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中青学子即将离开生活了四年的校园各奔前程。工作、读研、留学……不管哪种选择，都是他们四年成长的积累，也是他们认真思考后的抉择。这个校园留下了他们的欢笑泪水，收纳了他们奋斗的足迹，也记录下了他们作为过来人的宝贵经验。毕业，是结束，更是开始；毕业，是句号，更是省略号。新闻中心记者采访了多名毕业生，讲述他们与这个校园的故事，分享他们成长中的苦与乐，替他们在中青“立此存照”。

文/记者 谭吉欣

胡洋，北京小伙。我校2009级社工学院毕业生，刚刚与上海一家公益组织签约。对他来说，放弃曾经坚定地想考公务员的理想，选择进入NGO组织的转变，不仅仅源于自己对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热爱和兴趣，还源于自己在大学四年中不断对社会志愿服务的践行和探索。

胡洋（后排中）

大学四年，胡洋给自己列了一份满满的公益课表。大一的时候，他参加过NGO组织开展的针对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公益活动。学习之余，还经常参加类似的短期志愿服务：大二暑假在睦友社工事务所实习；大三参加社工学院组织的冷泉村一对一学习伙伴活动；曾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实习；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北斗之旅”等。2012年9月，胡洋通过上海某NGO组织的“微笑100天”活动，赴云南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温泉村的温泉小学支教。这段经历让他熟悉并了解了公益组织，转变了择业观念，走上了公益之路。在毕业前夕，新闻中心记者特意采访了胡洋，听他讲述在云南支教的那段难忘经历。

记者：你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微笑100天”活动的？

胡洋：2012年5月，我的班主任杨渝川老师在赴美国前开了一次班会。班会期间，我在和副班主任王琰（美新路公益基金会总干事）聊天时，提到了我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我对王老师当时说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如果你想去外面走一走，为什么不借机同时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去做一些让自己和他人都能感到幸福的事呢？”

我当时便请她帮忙留意相关活动。2012年暑假，我在香港参加“北斗之旅”活动时，王老师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意向去云南支教，去见证那里一座图书馆的建立。我当时立刻决定报名参加。

这是上海四个NGO组织联合举办的活动。志愿者们要用100天的时间进入云南某个山村学校支教，同时在校园里推广乡村阅读。我参加的是第一期活动，最终只有三个志愿者顺利入选。除了我，还有一位为了此次支教活动而辞掉工作的深圳女孩以及上海一位65岁的澳洲华人。

记者：你在温泉小学主要教学生什么课程？

胡洋：我当时负责全校学生的阅读课。每天，都带着不同年纪的孩子们在图书馆里自由阅读。同时，我还要给一些班级代课，教过语文、数学和外语，平均一周至少上13节课。

在阅读课上，孩子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挑选一本书来读，可以站着、坐着，躺着、趴着看书。我会为一些年纪小，不太认识字的孩子们读书，给他们读他们喜欢的故事。同时，阅读课上，我还会带学生们画画、做手工。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干脆就搬着小板凳坐在图书馆外面晒太阳，看书或画画。

胡洋的学生们画下“我心中的图书馆”。

记者：这个图书馆和一般学校的图书馆有什么不同？

胡洋：呵呵，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自由有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

2012年6月24日，云南地震。宁蒗彝族自治县是重灾区。地震对学校的毁坏十分严重，原有的少量图书也在地震中毁坏。因为地震，温泉小学当年没有招到二年级学生。社会捐赠的图书资源对孩子们来说十分宝贵，每个年级上阅读课之前，老师都会带着学生排队洗手，穿鞋套。

图书馆现在有图书3000多本，大多数是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绘本。志愿者们在建立图书馆的过程中，对图书进行了归类，每本书上都贴有圆形彩色便签纸，绿色代表本书适合所有年级学生阅读，黄色代表适合一、二年级学生，蓝色代表适合三、四年级学生，红色代表适合五、六年级学生。这样方便孩子们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看。

这种科学、人性化的方式是由一个名为“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的NGO组织设计出来的。我觉得乡村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相比，在建馆程序、进馆规则、书本阅读和管理以及后期监督反馈上都有一套科学的程序。

这也是我愿意去那里支教的原因，在帮助温泉小学建图书馆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思维、行为习惯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而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更是让我每天都很愉快。

胡洋说，学校自己开伙。所以，每周都要和学生们一起去背菜。

记者：请你聊聊你的学生们吧。你曾经在城市打工子弟学校支教过，他们和打工子弟学校的的学生有什么不同？

胡洋：乡村的孩子比较单纯。即使是年纪稍大一点的男孩子，也很乖，不调皮。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只是没有城市里孩子个性那么尖锐。总体上来说，乡村孩子们的性格更温和，我们在课堂内外的沟通和相处十分容易。

他们和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年龄相仿。但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从小便跟着父母东奔西走，流动性强，生活在市井之中，他们见识到、接触到、模仿到的东西和城市里的孩子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的邻居大都是小商贩，父母大都是卖菜的农民、建筑工地的工人或是第三产业的底层服务人员，所以他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和偏远山村的相对原始、自然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乡村生活比较固定和封闭。孩子们每天见到的都是家人、教师、朋友等固定人群，所以见到生人会比较好奇，比较羞涩。

记者：您有与当地的老师或家长做过交流吗？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胡洋：我白天除了给学生们上课，其他时间就是在和老师、志愿者们聊天中度过。当地小学教师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虽然村里物质资源匮乏，生活条件差，温泉村不通网络，还常常停电，但老师对这样的生活却十分知足。他们有时候会自己改善下生活，喝喝酒、烤东西吃。

在村里，我很少见到学生家长。因为，学生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很多住校的学生每周五放学以后要自己翻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记者：你觉得NGO组织在乡村的种种公益活动对那里的孩子有帮助吗？

胡洋：有。他们送物资、送书籍到乡村等行为对孩子们的帮助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些公益组织只将关注点放在了孩子身上，却忽视了乡村小学的老师们。曾经，南方某基金会来到学校为孩子们送来御寒物资。全校每位学生都有围巾、帽子手套，但老师们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乡村小学的教师也是弱势群体，需要被关注和重视。毕竟，一位老师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教书育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很多老教师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其实在多次的实习过程中，我也意识到社会工作者在做工作时要将视角深入一些，再深入一些，关注现象背后的现象。

胡洋在给学生讲课

记者：你在社工学院“与新同行”交流会上，提到了当地小学仓库里的“爱心垃圾”。这又是怎么回事？

胡洋：学校接到的捐助太多了。我们能理解大家的爱心，但有些东西对学生们来说根本没用，只能堆起来，放在一边。因为是爱心物资，不能随便处理掉，所以温泉小学就将这些东西堆起来。

我其实是想呼吁，捐赠方和受赠方能有一个有效对接。在了解了学校真正需要什么之后，捐赠方再有针对性地募捐。这样既能真正实现助人的愿望，收获助人后的愉悦感，更重要的是能让受助方得到真正可用、实用的东西，而不是把募捐所得的东西一股脑全运到山区里去。

记者：这次支教活动给你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胡洋：在这个活动中，我无法衡量我给当地的孩子带来什么改变。我走的时候，住校生还在上晚自习，我本想悄悄地走了。学校的老师们送我时被教室里的学生看到了，一群小孩子一窝蜂从教室里跑了出来。我当时是强忍着眼泪和他们道别的，我不能确定今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一天，我也不能确定我的支教生活是否给他们带来帮助。我觉得，在这次的支教活动中，收获最多的人其实是我自己。我收获了孩子们和老师们真挚的友谊和微笑。

此外，这次支教活动改变了我自己的职业规划。高二的时候，我的职业目标是国家公务员。从进入中青院，读了社会工作专业之后，我当公务员的目标逐渐松动。大学期间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一系列社会服务实践让我逐渐爱上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而在云南支教结束后，我在上海的NGO实习了一段时间，我学习到了NGO的工作模式、了解了他们的公益理念。这段经历以及之前的支教活动让我坚定了做公益的决心。

记者：你说，“北斗之旅”松动了你立志当公务员的决心，能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胡洋：大三暑假，我与另外19名社工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了社工学院与香港圣公会共同举办的赴港专业实习。在那边，我们感受到社工的存在感，感受到香港社工的发展形势。那时，我都一次意识到，原来社工可以这么做，原来社工可以做得这么好！当时，一位香港实习督导告诉我，社工在香港人眼里代表一种崇高的品质。香港人对社工认同度非常高。那次活动，让我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和职业前景有了全新的认识。

记者：你通过自己的实习实践活动积累了大量经验，也因实习实践确定了自己的职业规划。毕业在即，你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师弟师妹们提供些建议。

胡洋：在“微笑100天”的前期培训上，一位培训师说过一句话：“给人上课要怀着上手术台给病人开刀做手术的心态。”他的意思是，老师要对自己讲的课负责，对听课的人负责。我记得云南温泉村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这么一句话，“只有当你不断致力于自我教育的时候，你才能教育别人。”我的班主任杨渝川在今年3月份回国后和我有过一次对话。她说，自己在美国学到了很多最先进的社工专业知识。在和一些知名学者交流后，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了解，要继续学习。在我看来，杨老师年纪不小了，但她还在准备申读美国南加州大学的MSW（社会工作硕士）。她的这番决定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敲打与激励。

支教不是靠热情去做的。我在支教的时候，常常告诫自己每天都要自省，每天做事情前都要想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还要搞清楚“为谁做，谁来做，怎么做”。很多同学是头脑一热就报名参加支教了，在实际支教过程中准备不足或感到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或自己不喜欢，这时候再想退出却来不及了。在这种状态下，志愿者自己心里纠结，也会影响学校的学生们。因此，我希望师弟师妹们慎重选择支教活动。一旦决定去，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觉得社工专业的学生刚入学的时候不用急着去支教，去实践。有些东西是需要慢慢感悟和理解的。所以建议师弟师妹们首先学好专业课。其次，目前，社工专业在内地刚刚起步。希望大家不要气馁，不要觉得我们落后于香港地区或西方国家，就觉得社工专业没前景，想转专业或转行。

我在 “北斗之旅”期间一直在思考社工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古人有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社工起步晚。做不到“治国平天下”，社工的工资也不高，基本可以“齐家”，但社工一定可以“修身”。社工专业的女生绝对都是“好老婆”，社工男生也都特别擅长体贴关心他人。

我希望师弟师妹们能够真心爱这个专业。大一大二学好专业课，大三好好琢磨自己的职业规划。在选择面前不要迷茫沮丧，不要盲目，好好考虑每件事情的成本和机会再做决定。对我来说，为了去云南支教，我放弃了公务员考试报名，错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这些都是我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

采访结束后，记者又致电胡洋的副班主任王琰。她说，大一时，胡洋是一个努力想包揽一切事情，极具“个人英雄主义”的班长。“四年的学习和实践，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成为一个有反思能力，愿意承担责任，同时愿意尊重别人的社工人。”正像胡洋自己说的那样，在生活中坚守英雄主义理想，了解生活的真相，但依然热爱生活。 （图片由胡洋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