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社工学院  江婷

一、“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

1.一般意义上的界定

一般认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概念是1860年代俄国作家彼得·鲍保雷金（P.D.Boborykin）创造的，原意指受过教育的人。①我国学术界在定义知识分子时，大多未使用精英定义，但并不排除有精英的涵义。②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大体正确的，但到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特别是1957年以后，他在知识分子的判断上出现较大失误，这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出现较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是小知识阶层即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等，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而附属于军阀、官僚、买办、地主的反动知识界，则属于大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提出了“皮”“毛”关系的论点。“皮毛论”是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依附在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实体身上，知识分子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这种观点对于现代化大生产已形成科技主体力量，已成为生产主力军之一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适用了。③我们常见的一种侧重于对知识分子职能进行定性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应当是以知识为手段、秉承文化和学术的良知进行社会批判而促进社会发展的群体。但这个观点仍然不够全面也不宜采用，以此为标准也将大大缩减本文讨论所涉及的范围。本文讨论的知识分子将侧重于作家、大学教师及专业的学术研究者。

2.关于中国古代的“士”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必然谈及“士”。在周代封建等级制度下，“士”是贵族集团的最低层；春秋战国时代，“士”从封建身份中获得解放，变成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成为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礼乐和“道”的掌握者，并据此游走于诸侯间，以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或宣扬自己的主张。此时，由于文化的开放，社会控制的松弛，各诸侯为争霸称雄渴求人才，知识阶层的地位应是很高的，他们拥有充分的尊严和自由。在著名的齐国稷下学宫，齐王以学宫先生为“师友”；孟子在各诸侯王面前大谈“民贵君轻”；韩非子在秦王眼里是“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士”的地位之高，但这种情况似乎也只能限于小部分的“大腕”人物。“士”的队伍庞大，成分复杂，其中也有所谓“鸡鸣狗盗”之辈。而其中地位显赫者多要借助政治权力。李斯感慨“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实际如庄子之类清心寡欲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多数还是要追求实际的权力和利益。被视为道德楷模的孔子一生漂泊，直接动机也是为求一官半职，希望人家听取他的治国之策。从主流上讲，西方知识分子的求知一般是纯粹追求真理，中国的“士”却有强烈的世俗性和功利性，这与他们渊源于统治集团有关。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上就有很深的政治情结。到了李斯所在的战国末期，他们便逐渐成为统治者的附庸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状况

1. 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本部分引用的数据中，知识分子是广义上的，相当于“脑力劳动者”）

建国后，全国人民收入普遍很低，但直到50年代中期“左”倾错误泛滥以前，知识分子工资是远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当时，教授最高工资约为工人最高工资的3倍，工程师、医生、编辑等的最高工资为工人最高工资的2-3倍。④“左”的政策缩小了体力、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但当时并没有出现脑体倒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建立，普通人的赚钱渠道越来越多，很多人四处闯荡，自主创业，凭着一股闯劲赚钱，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同时，还有一批人通过隐蔽途径、偷漏税等手段也获得了一部分的“黑收入”，这一来，奉公守法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就又被拉低了。这时，开始出现脑体倒挂的状况。

表1                                   单位：元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第38页)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看到只是50岁以上人群中脑力劳动者收入是高于体力劳动者的，这是因为他们仍受惠于过去较高的薪金级别，而年轻群体中脑体倒挂已经很明显了。

表2   不同工龄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月人均收入对比（1988年）

(资料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1990年2期第41页)

这是1988年元月——改革开放9年后，北京市统计局做的调查。这里脑体倒挂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只是工龄20-29年这一组例外，我们可以考虑，这一组的脑力劳动者应当是业务骨干，因此可以说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仍然很低。

1992年以来，这种状况开始缓解，在宏观上，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逐步高于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对于本来关注的大学教师和学术研究者来讲，他们的收入在脑力劳动者中仍是并不可观的。近年来，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我国出现了“于丹热”之类的现象，虽然这类人受到很大争议，但客观讲，知识分子中致力于普及大众文化的这部分学者的价值已经得到承认。所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潜心学术的专业研究人员的待遇上。

2.知识分子的环境困境和心态困境

改革开放之初，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是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因为经过长久的“左”倾错误后重新获得宽松的环境，又伴随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事物和社会现象，又有自身经济困境，他们急切要倾吐；而到90年代初，知识分子社会意识开始萎缩。在经济困境下，或对自己的原本价值产生怀疑，或不满于现状却又无可奈何，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下海”，另有一部分在畸形市场需求下开始迎合低级趣味，走上庸俗化的道路；文学创作观点暧昧，少了文以载道的精神。

当前，由于文化传统和历史政治的遗留，我们虽然主观上是倡导文化多样化和学术自由，但在客观上知识分子的思考和研究仍然受到很大体制上的限制。我国的大学，教师受行政系统的监督，其成绩也受其考核，在学术上，正如高考已经变成考生的指挥棒，国家颁发的标准涉及职称、学术成绩评分与职称津贴的多少，因而越来越具有这种学术指挥棒的作用。⑤

三、结语

中国知识分子从形成一个自觉的社团群体之初就是政治的附属品，这是历史传统，已经无法改变。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世界的人才的激烈争夺下，尤其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当今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不能再以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为代价，而必须在科技上下功夫；基于建设民主政治的要求，民众的参政能力和意识亟需提高，他们需要学会发现问题、敢于说真话；要帮助弱势群体；要提高民族意识和公德意识……这一切都需要知识分子从意识上、文化上对社会进行影响，而不能仅仅依赖政策灌输。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三个代表”中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国家从来没有忘记强调知识、文化的作用，l识分子的价值也越来越得以重视和体现。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在的状况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知识分子除了需要相应的物质利益外，更需要的是话语权和灵魂自由。我们需要冲破旧的传统阻碍，逐步改善知识分子政策，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 183页，第185页，第205-206页，第265页。

⑤萧功秦：《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版。

参考文献：

张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韩亚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发展和变化的两个阶段及其成因》，《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